进入新的世纪之后，文学与文坛不断发生着变化，已逐步过渡到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新的形态和新的格局。这种变异，从深层次上概而言之，一方面是文化、文学现行体制的两元并立：体制内的管理以计划模式为主，体制外的操作以市场方式为主；一方面是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多元共存：公有的、集体的和个体的，既有各自的方式和走各自的渠道，又在某些环节上相互借力，协同运作。这种体制与机制的与过去的最大不同，还可换一种方式来表述，那就是较之过去，在文学从业者的、文学生产者等方面，成分构成上越来越趋于民间化，手段上越来越趋于商业化。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它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正向我们日益走来。

2005年的文学的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与以往一样，也基本上是在两个大的学术层面上继续展开的：在它的文学批评功能方面，当代文学研究就其宏观的现象、走向与发展进行观察、捕捉与概括，就其微观的作家、作品等进行跟踪、解读与评说，基本上做到了与文学创作的良性互动；而在学科建设方面，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则就文学史写作、经典作品解读问题，以及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等，进行相关的思考、梳理与探究，较前又取得了新的认识和获得了新的进展。因为一些研讨与争论，既在纸质媒体上进行，又同时在网络媒体进行，使得一些研讨在这种互动之中显得十分活跃。

1.“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

到2005年，文学进入21世纪已有整整五年，而且越来越表现出与20世纪的文学不尽相同的形态。对进入新世纪之后的这一时段的文学，怎样命名、怎样认识和怎样评估，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必须认真面对和切实解决的迫切课题。

从2000年起，当代文学的一些批评家在一些文章里，就相继提出“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如白烨在《文学进入新世纪》的文章、雷达在《渴望精神的飞翔——对新世纪文学的几点思索》的文章里，都曾有过这样的提法和说法；但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并让它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还是在2005年间，尤其是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大文化文学研究所和《文艺争鸣》杂志联合召开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以及随即在《文艺争鸣》杂志开展的“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题讨论。这样一会一刊的相继研讨和遥相呼应，使得“新世纪文学”的话题为学界更多的人所参与，其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渐渐扩展开来。

在“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上，《文艺争鸣》杂志主编张未民在介绍这一话题的缘起时说，新世纪这五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是前进的动力。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新世纪新表现”，并非是一个已然定性的概括，也并不是盲目地去崇拜“新”，而是需要我们面对新世纪五年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与会代表们围绕“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这一总的议题，分别就新世纪文学的命名、范畴与发展状况，新世纪文学中令人关注的重要文学现象，新世纪各种文学发展状况，新世纪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建设意义的探讨。

白烨在对新世纪文学进行宏观审视后指出，新世纪文坛值得关注的走向以及与过去不同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越来越切实。与1990年代中后期相比，当下的文坛已由平和取代了焦躁，沉稳取代了喧嚣。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自身的不断调整，人们对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结的文化、文学现实的认识日趋理性化，也越来越切实。反映在文学的实践活动之中，就是文学创作中更见个性化，理论批评中更具宽容性。其二，“市场化”的“双刃剑”性愈来愈显见。“市场化”作为文学、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带给文学创造的正、负面影响日趋凸显。其三，新老媒体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市场”的渗透，“网络”的崛起，使文学、文化领域不再像过去那样，作品只刊发于纸质媒介，评论只出自于评论家笔下。新世纪文坛有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它在诗意中坚守，在坚守中生存，在生存中发展。

程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