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年以来，文学的论争和文坛的事件，较之过去，数量依然有增无减，但分量与影响似乎都在不断减弱。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文学观念的个性化日益凸显，并愿以争鸣和论辩的方式加以表现；另一方面又由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氛围进一步走向宽容与宽松，种种争论都多限于一定的范围，表现得越来越“圈子化”。这便造成了有关文学话题的种种论争，既相当纷繁、比较显见，又都分量不重、影响不大的基本情形。

还有一个倾向是，随着网络等新的媒体形式的日见兴盛和广为普及，以及它们对文学活动的不断介入和“新”“老”媒介的互动，一些文学论争借助于网络的形式在网络上进行，而且与网络相关的文坛话题也进入了论争与事件的范畴，这在传统的观点看来，似乎是文学走向“边缘化”甚至进而式微的表现，但实际上却是文学借助新的媒介形式，使其的生存与继续“衍化”与影响更加“泛化”。

发生在2005年间的以下四个“热点”与“焦点”话题，便带有这样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新变的诸种特点。

1.“精神沙化”问题争论

“精神沙化”问题的争论，是年初发生于文坛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如何看待当下文化现状以及知识文人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不同看法与取向的交锋与碰撞。有人在意义的层面上，把它与发生于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相提并论，应该说是有着一定的道理的，尽管它看起来更像是个人化的观点面对当下现实的有感而发与不同看法的不期而遇。

事情的起因，源于作家张炜的一篇文章。2005年1月，张炜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思想随笔《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与出版》。在这篇文章中，张炜指出：“由于在我们这儿仅仅是一二十年的商品经济的历史，处于转型期或者干脆说是简单的模仿期、混乱期，精神上必是一片混沌。我们不可能成长起一代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没有生长出与商品经济时期的社会生态相对应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批判，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他们成长所需要的时间和环境。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这儿还没有产生它的精神上的‘抗体’。比如说‘非典’，我们无法抵御，是因为我们体内还没有抗体。在商品经济运行中，精神的抗体还没有产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往往和商品社会采取一种简单的合作与协调姿态，无法也不可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时期形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他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中心意思：“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思想和创见偶然显现，就会像一滴水洒到沙漠上一样，迅速地被吸光了、消失了，无声无息。什么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已经沙漠化了。所以在很长的一个阶段，嘲笑一切执著的探索和严整的思想，都会成为一种时髦。于是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文学界和思想界，打着叛离的幌子、“解构”的幌子，公然把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有些仅仅是常识性的东西——肆意践踏。他们以污蔑和嘲弄为能事，并且在大范围内得到欢呼和肯定，且很快繁衍为一种时尚。”“五六十年代的‘平均化’、‘板结化’固然不好，但在今天作为一种反动，那种板结完全被搅碎了。它是被一根商品经济的棍子给搅碎的。这个棍子粗壮而强悍，它插进去稍稍一动就搅碎了。但它不是搅出更自由、更疏松的一片文化土壤，不是很利于生长的那种土壤，而是愈搅愈烈，最终搅成了一颗一颗的砂粒，搅成了一片文化和精神的沙漠。”这篇随笔性的论文，显然既体现了张炜对当下文化状况的自我评判，又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状况的愤然批判。随后，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2期，该刊以《关于〈精神的背景〉的反响》为题，发表了《严峰的意见》、《毛尖的意见》，以及主编陈思和书信式的点评。在《上海文学》为《精神的背景》召集的座谈会上，主持人陈思和就此指出：“一如10年前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张炜所发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呼喊，面对消费时代的写作及当下的精神背景，张炜再一次发出呼吁：在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超越当下的精神困境？”参加座谈的其他上海批评家也大都对张炜的文章表示肯定，并把它与1993年轰动一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