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30～31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1]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中国总理温家宝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五国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读卖新闻》曾载文，对中国在老挝乃至湄公河流域的援助开发活动颇有微词，认为中国试图建立面向东盟的战略“据点”，旨在掌握湄公河流域开发的主导权。^[2]

回顾“二战”后以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全面而密切的关系，联系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与进展，展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及其与大湄公河区域内各国合作的未来，不难理解日本急于改变其身处该次区域合作框架之外状况的迫切心情。2009年11月6～7日，日本举办了首届“日本—湄公河流域五国^[3]首脑会议”。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与五国首脑分别进行了集体会谈和单独会见，表示其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主张能否顺利进展关键在于湄公河流域，未来将以新的形式构筑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各国之间的信赖关系。^[4]

一 东南亚成为战后日本开展地区外交的重点

“二战”后期，日本占领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并把从该地区掠夺的资源用于扩大侵略战争。战败后，日本先是处于美军占领状态，其后又置身于“美主日从”的外交框架之下，加上亚洲各国乃至国际社会时刻戒备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日本开展政治外交的空间十分狭小。于是，日本把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面对国内市场狭小、资源和能源紧缺的状况，日本选择了扩大海外商品市场、拓宽海外能源与资源进口渠道的发展道路。由于失去了中国大陆这个传统的主要资源供给基地，地理相近、市场广阔、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便成为日本开展地区外交的首要对象。1954年10月，日本以援助国身份加入“科伦坡计划”，试图凭借其资金与技术的实力，巩固并进一步增强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之后，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产品出口迅速增多，从东南亚地区获得的资源、能源进口也迅速增加，双方逐步形成了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局面。

鸠山一郎内阁（1952.12～1956.12）时期，日本明确把“推进经济外交”作为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强调“迅速解决赔偿问题，谋求与东南亚诸国正式建交并打开经济关系”。1957年，岸信介首相在半年内两次出访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成为战后首访东南亚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出访该地区的目的在于：（1）凭借日本与东南亚各国在赔偿与建交问题上的谈判进展顺利之机，推进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2）谋求充当“亚洲领袖”，巩固在政治上作为“亚洲代言人”的地位；（3）摸清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意图与影响力。这一年，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外交蓝皮书》，强调日本将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西方阵营相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立场”的“外交三原则”。岸信介之所以选择在访美之前首先出访亚洲各国，其意也在于增加日本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可见，日本积极发展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这一举措，充分利用了美国出于冷战目的急欲撮合日本与东南亚各国间关系的心理。1966年4月6日，东南亚发展问题部长级会议在东京举行。这是战后日本首次举办的国际会议，其初衷是借配合1965年4月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的“亚洲经济开发构想”之机，展示日本的“自主性”外交，博取东南亚国家的好感。至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已完成对东南亚各国履行战争赔偿的谈判，双边经济合作也取得很大进展。日本经济外交的成效显著，东南亚各国的对日印象和舆论逐渐好转。

以1967年8月8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国发表《曼谷宣言》为标志，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作为亚洲重要的地区性组织正式登上世界舞台，引起广泛关注。在此前后，日本已相继超过英国和德国，成为新崛起的世界经济大国，在亚洲经济中也是一枝独秀。日本已经具备了独自开展经济外交的雄厚实力，而且其与东盟的外交活动在向经济关系倾斜的同时，也开始加强政治与文化关系。以岸信介战后首访东南亚国家为起点，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佐藤、三木、田中内阁也都在处理对东盟国家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方面加大力度，从政府到民间，从贸易、投资到政府开发援助，东盟在日本的亚洲外交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越战结束、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