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系”：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

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不间断地持续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秩序之所以在几千年间得以比较平稳地维持下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人为秩序与自发秩序之间的平衡发展，并且非正式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起主导作用的。即使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非正式制度后来日益被正式制度化为国家的“大传统”了，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丰富多彩、没有被正式制度化的“小传统”也无不一时一刻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从来就没有被整体划一地制度化过，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不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笔者认为这正是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文明类型几千年来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那么，在作为“大传统”的儒家文化和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文化中共同的基本精神又是什么呢？根据我国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的看法，这种基本精神就是伦理本位思想，而这种伦理本位思想的核心又在于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按照特定规则形成的人际互动关系。按照梁漱溟（1988）先生的说法，“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实际上，大哲学家尼采曾经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认为，从本质上讲，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关系社会（Nietzsche，1968）。

一般说来，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某种性质的联系（中国社科院语言所，1987）。联系的方式主要有亲缘的（家庭和亲属关系）、地缘的（同乡关系）、业缘的（同事关系、同行关系等）。其中，亲缘和地缘关系属于比较典型的强非正式制度关系，业缘关系则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不少正式制度的性质。从这种一般性意义上讲，中国人讲关系与其他国家的人讲关系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但是，很显然，梁漱溟先生所指的“关系”不仅仅只是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尽管也包含了这一层的内容），而更多的表达的是作为“一个通行的现代社会科学概念”（乔健，1987）的关系所具有的很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含义。比如说，它所表现出来的作为社会秩序的含义、社会结构的含义在于：中国与西方社会相比较，这个社会的秩序主要不是建立在团体本位基础上的，也主要不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充满了人情成分的人际关系本位基础上的（金耀基，1987）。用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话说，就是指中国的社会秩序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特殊主义化的关系结构（Parsons，1968）。正是从这一点来讲，乔健（1987）教授称中国社会的关系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很有见地的。相应的，中国社会就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关系取向的社会了。

把关系作为一种研究范畴，应该说是具有很强的中国本土性（genius）特征的。它最先是由中国学者提出、并用以解释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现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Luhmann（1979）在研究信任问题时曾说过，信任是嵌入社会结构与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在这一点来讲，笔者认为，关系具有与信任相似的特征，即它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嵌入到一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之中的功能化的社会机制。通过这个概念，我们上可以与一些宏观判断如中国现代化与传统的有效承接问题、中国社会的基本取向与集体主义特征问题等相呼应，下可以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沟通。实际上，关系不仅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我们这个现实社会中了，并且在许多方面都发挥着很重要的功能性作用。其中我们生活中的人口流动或者说移民就是关系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在本文的以下部分，笔者将结合中国中部地区一个村庄的实地调查资料，对农村人口迁移与流动问题作一些初步的实证分析，试图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理解关系的意义，并以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部分内容作出初步解释。

二 “关系”和农村人口流动^[1]：来自一个村庄的案例

为什么我们选择将人口流动与迁移问题和关系概念框架相联系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从现实社会生活来看，“一个理想的研究客体，既应当包括中国农村社会与经济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应当包括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还应该有效地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人口迁移与流动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且从某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