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发展——永远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问题。诚然，近30年的高歌猛进，使我国经济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非典”都未能阻挡这种迅猛态势。但在享受着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我们却不得不面对它的孪生产物——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尽管问题的性质和问题的严重性仁者见仁，但却都不能不面临一个严酷的现实：在我国社会经济面临多元化转型之际，有限的资源以及日益恶化的环境还能给我们以多大的发展空间？

一 “荷兰病”与“资源诅咒”

20世纪6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天然气业，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种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价格膨胀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现象，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经济学意义上，“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的核心含义是指当某个国家或地区过分依赖某种资源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该资源枯竭时，使得该国家或地区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

事实上，“荷兰病”并不仅仅发生在荷兰。1973年，苏联借中东的“赎罪日战争”和欧佩克成立的机会大量出口石油，赚到了巨大的财富。但是，突然降临的资源财富使得苏联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这也就意味着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表面上看，西伯利亚的石油挽救了苏联的经济，而后来的结果证明，这个财富同时又严重地破坏了苏联经济，使苏联不可饶恕地长久地推迟了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改革。无独有偶，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分享了石油价格暴涨带来的横财，以及后来新开发了资源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墨西哥、挪威、澳大利亚、英国等）都出现了类似的经济症状。

当苏联以及资源禀赋比较优越的国家陶醉于资源财富时，一些由于资源短缺遭受经济滞涨和萧条的欧美日等国家，却通过科技革命全面改造了生产体系，从而获得了竞争优势。于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就把这种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过度依赖资源财富而使其政治经济体制失去变革、创新的动力，从而被锁定在某种不自由、不发达状态的现象称为“资源诅咒”。由此可见，资源禀赋与一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客观现实来看，当今世界各国，凡是资源依赖型或环境依赖型的国家，如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非洲的资源输出国等，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及发展速度都远远落后于资源匮乏型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更与经济强国美国不可同日而语。

二 科技创新与先发国家的成功转型

1973年，在世界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看来这一年是现代世界的转折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革命使石油价格从1974年的每桶14.34美元上升到1980年的33美元，从而给欧佩克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石油收入从1972年的150亿美元上升到1980年的3000亿美元。然是，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使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得更优，竞争力也没有明显提高。相反，那些受石油革命冲击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中国台湾、美国、中国香港等却完成了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再造。那么，今日的先发国家或地区当初是如何演绎这一幕“资源诅咒”的呢？它们又是如何摆脱资源短缺的束缚，顺利实现社会结果再造和转型的呢？

1.美国的科技创新政策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

20世纪70年代初和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石油引起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局面，不但汽车和钢铁两大传统支柱产业受挫，部分高技术产业也遭到明显削弱，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了二战后最为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具体体现在科技创新政策及人才培养、结构调整等方面。

（1）科技创新方面。为应对资源危机，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总统和副总统任正副主任，由一些部长担任委员，以加强对技术创新的领导，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同时，美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的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信息纳米技术领域的高科技人才，一方面大量培养本国科技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