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战略意义

我国垄断行业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其显著特征是规模巨大，边界广泛；是国有经济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领域，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张卓元，2008），然而其技术意义上的经济效率却并不理想（白明、雷箐青，2006），或者说其相对价格持续偏高于其他产业。鉴于此，多数学者对非公有制企业^[1]进入垄断行业的积极意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寄予厚望。我们认为，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垄断行业，是在我国经济正经历着高速成长和体制转轨的这一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殊意义。

（一）非公有制企业进入与缓解“两缺口”压力

这里的“两缺口”（two-gap）主要指在我国经济成长和转轨过程中，已经出现的两类失衡现象。一方面，由于经济转轨使大部分经济体制逐步与市场经济接轨，而另一部分则依然保留了旧体制的运行模式，从而形成了“体制性缺口”；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一部分产业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而另一部分产业的扩张则相对较慢，无法与其他产业的高增长相匹配，从而形成了“产业性缺口”。巧合的是这两类缺口都与垄断行业直接相关，我国的垄断行业既是体制性缺口又是产业性缺口的最主要领域，而产业性缺口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制性缺口导致的。体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双失衡，业已形成很大压力，内生性地产生出趋向均衡的巨大需求。显然，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垄断行业有助于缓解和弥合这两类“两缺口”。

1.非公有制企业进入与垄断行业管制体制变革

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就进入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时期。在产业领域，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实际上初步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改革任务，多数竞争性产业已经基本形成了企业自由进出和政府适度管制的较为理想的局面；而今，改革的重点已经转入第二阶段，即对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实施全面改革。由于垄断行业本身的特殊性和改革顺序的战略选择，垄断行业的改革起步较晚，无论是企业方面还是政府管制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错综复杂。概括而言，最突出的问题体现在企业的高度国有垄断，强势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政府管制体制的混乱、无序，而政府管制失灵或低效的深层原因显然与产业的高度国有垄断直接相关。因此，放松产业的准入限制，允许非公有制企业逐步进入垄断行业，必将使垄断行业的市场结构、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乃至治理结构都发生根本变化，也将对业已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构成一定的制约，从而促使政府管制体制朝着公平、公正和高效的方向演进。

2.非公有制企业进入与缓解垄断行业巨大资源需求压力

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经济起飞时期，预计在未来20年内经济增长率将保持至少7%以上的速度，这必然造成对基础产业的巨大需求，客观上要求其保持相应的发展速度。以发电为例，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GDP翻两番的目标，中国到时需要9亿～1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而目前我国国内已有装机容量仅为3.5亿千瓦。根据国际能源署威廉姆·莱姆西的估计，2001～2030年，中国能源部门需要投资2.3万亿美元（平均每年约合6366亿元人民币），其中80%要用于电力投资，约为1.84万亿美元（平均每年约合5096亿元人民币）。^[2]再以铁路为例，根据国务院于2004年原则批准通过的《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要达到10万公里，共需融资至少2万亿元，而现在每年的投资总额不过1000亿元，^[3]每年的缺口至少为300亿～400亿元。然而，如果维持现有垄断行业的管制体制和市场结构，垄断行业聚集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能力，以及垄断企业的运营效率就不可能实现持续的提升，其结果就会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瓶颈”和“短板”。

一方面，主要依靠政府财力和国有资本的支撑，显然不能满足我国基础产业发展的需要。从本质上看，我国的垄断行业是依靠国有资本运行的。在经济转轨背景下，国有资本在相对意义上是递减的（剧锦文，1999），有限的国有资本不可能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更不能支撑巨大的基础产业投资。因此，只有放松管制，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垄断行业领域，才能切实缓解这些产业巨大的资源需求压力；另一方面，过去的实践表明，我国政府对国有垄断企业都存在着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