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可持续地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对传统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后形成的重大认识成果

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已向我们明示：新的先进的文明形态代替旧的落后的文明形态的任何一次演进，都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突破旧的不和谐进入新的和谐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由此推动着人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原始社会的采猎文明的特征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直接依赖自然界现成的、可直接获取的基本生活资料，尚未彻底摆脱“生态食物链”的限制，被迫过着一种对自然的敬畏、被动服从自然的生活，从而必须不断地由生活采猎殆尽的旧地区迁移到新的、有可供生活采猎的自然生态地区，过着一种生存无保障的十分低下的生活。然而即使这个时期的人类，也免不了在局部地区存在着因解决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而造成的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伤害，例如在阿留申群岛上，由于定居者的集中捕杀，使海獭在不到一千年的时间内最终被灭绝；在澳洲，由于阿布里吉人部落的捕杀曾造成86%的大型动物灭绝。^[1]

农业文明代替原始社会的采猎文明，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也没有逃脱它在定居范围内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所列举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及其他类似地区生态遭破坏的情景，美索不达米亚曾经是闻名古代的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又称“两河（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文明”。当地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藏库”。从而最终使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不毛之地”。因此恩格斯谆谆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诞生于中华民族摇篮——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也曾经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在宋代之后由黄河流域退出移向东南的变迁也印证了恩格斯的醒世恒言。由于数千年来开垦耕地，砍伐林木的结果，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降到了2%～3%，地表大多裸露，导致黄土高原失去植被保护，水土流失加剧，土壤急剧侵蚀，比较严重的地区每平方千米每年损失土壤高达3万吨，地面平均每年被蚀去1厘米之多；进而导致黄河含沙量大增，成为世界上最浑浊的大河、“悬河”，洪灾泛滥，据统计，2500年来黄河改道26次，决口1500余次。迫使西北和中原农业文明逐渐衰落，直至迫使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宋代后全部退出整个黄河流域而迁移。^[3]

工业文明是在农业文明剩余劳动的基础上诞生的，工业文明创造的“奇迹”在为人类创造着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使农业文明以前局部性的生态失衡发展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深刻反思工业文明引发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带给我们人类的启迪有以下几点。

（1）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是对神权的宣判，这是文明的进步；然而人权高于神权，再进一步把人对自然神一般的敬畏变成人对自然的主宰就是文明的误区。近300年来，人类就是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指导下，以利用和征服自然为目标，不断实现人对自然的索取和支配。不可否认，在实践中人类确实创造了工业文明的奇迹，然而它的沉重代价却是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失衡、环境污染。《2002年生命地球》报告称，人类目前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已超过了地球承受能力的20%。^[4]在地球生态环境已经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仍势不可挡。《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的预测是：到2050年，随世界人口增长，世界GDP总值将增加4倍，对粮食的需求将增长1倍以上；水资源更紧缺；全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2倍以上，等等。^[5]事实证明：在工业化时代之前，二氧化碳的大气浓度稳定在体积百万分之280PPm；自那以后，不断增强，1999年达到367ppm，浓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二氧化碳不断增加，排放量从1980年的14亿吨增加到1997年的24亿吨，导致的后果是在20世纪全球地表温度升高了0.6℃，积雪与冰覆盖面积降低了10%，海平面升高了0.1～0.2米，北半球亚热带地区降雨量十年内增加了0.3%……^[6]。

（2）只重视经济效益，无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