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中央和青海省地方政府在三江源地区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项目，并开展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然而，经过了10年的艰苦努力以后，三江源局部地区生态矛盾有所缓和，但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国务院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并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这一重大政策支持对于维护“中华水塔”的生态安全、探索改善生态与改善民生的“双赢”之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无疑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加快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 加快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

所谓生态补偿机制就是通过实现生态环境建设外部性的内部化，以解决生态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问题，并使生态投资者获得合理回报的一种制度安排。外部性是经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关于其定义归纳起来有两类：一类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来定义，如萨缪尔森等认为：“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另一类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如阿兰·兰德尔的定义是：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通俗地说，外部性是指一种经济上的“好处”或“坏处”被转嫁给了局外人的现象，前者为“正外部性”，而后者为“负外部性”。

生态问题的外部性很强，一个地区生态恶化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而生态改善则会“泽被万里”。生态保护和建设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它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产品，往往被集体加以消费；一旦被生产出来，没有任何人可以被排除在享受它带来的利益之外。三江源地区由于地处江河源头的特殊地位，其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仅关系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关乎江河中下游地区生态屏障的安危，“正外部性”十分突出。从2005年通过的《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中可以看出，这项总投资达到75亿元、被称为“西部大开发在生态建设方面标志性工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与建设项目、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生态保护支撑项目三个大类。通过建设项目的逐步实施，到2010年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将完成退牧还草9658.29万亩、黑土滩治理552.58万亩、封山育林（草）452.04万亩、退耕还林9.81万亩、沙漠化防治66.15万亩，草地植被覆盖度提高20%～40%。这样水源涵养量可增加13.2亿立方米，其中向下游增加输送12亿立方米水量。如果按照我国目前万元GDP产值耗水量计算，将会带来700多亿元的产值。而且，随着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其作为“野生动植物天然庇护所”和“高原生物物种基因库”的功能也会增强。

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正外部性的释放需要国家的大力投入，更需要当地干部与群众的积极努力，这就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在私人和社会之间不一致的棘手问题。站在当地行为主体的立场上来看，如果承认他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那么，他供给生态产品的产量必然是按照其私人边际收益等于私人边际成本的原则确定的，而此时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成本，造成生态产品的实际供给量小于社会所需要的量。西方经济学中对于解决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性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手段，即庇古手段和科斯手段。庇古手段侧重通过“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对产生负外部性的单位收费或征税，对产生正外部性的单位给以补贴；而科斯手段主张运用“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将外部性在当事人之间内部化。两种手段各有利弊，在加快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时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增加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

二 加快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原则

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曾明确表示：“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各种手段让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人群对受损人群进行利益补偿，让上游地区和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