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年终来盘点2006年的中短篇小说，有点像面对一桌丰盛的年夜饭。我这样说的意思，显然是对2006年的作品相当满意。但这话的背后也隐藏着不满意。因为丰盛归丰盛，年夜饭却是年年都有的，年年的年夜饭都成了一套现成的模式。这也许是中短篇小说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如何突破现成的格局，在思想和艺术上开创出一个新的天地。尽管如此，对于它的“丰盛”，还是可以言说一番的。

1.关于常备军

当代小说出现明显的分野，这主要体现在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逐渐在美学风格上、叙述语言上以及生产方式上拉开了距离。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别统领在不同文学生产机制的大麾之下，长篇小说的生产基地主要是各出版社，而中短篇小说的生产基地则是各地的文学期刊。因此市场法则更多地影响和支配着长篇小说的写作，在这种影响和支配下，长篇小说的美学风格越来越世俗化、通俗化。中短篇小说大致上仍沿袭着传统的审美范式，保留着传统的文学精神。这种分野不是削弱了中短篇小说的力量，相反倒使得中短篇小说具有更加独立的品格。

这种分野毫无疑问改变了以往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的亲密关系。从以往作家的写作经历来看，基本上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作家最先通过中短篇小说的训练和积累，在文学上有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之后再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现在则不必做这样耗时的积累了。不少人直接从长篇起步，你摸清了市场法则，有时会大获成功。但可喜的是，仍有些作家坚持着中篇小说的写作，他们仿佛是中篇小说的常备军（也许在这常备军里，一些作家经过一定积累后仍会进入到长篇小说的写作，而我更看好这种循序渐进的长篇小说）。总结一年的中短篇小说，自然不可忽视常备军的贡献。

比方说，迟子建、王松、刘庆邦就是这支常备军里的主力，他们在2006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同样显示出他们的实力。迟子建的中篇小说《第三地晚餐》（《当代》第2期）、王松的中篇小说《双驴记》（《收获》第2期）、刘庆邦的短篇小说《穿堂风》（《人民文学》第4期）等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第三地晚餐》保持着迟子建特有的哀婉，但这篇显得更有思想力度。主人公陈青是报纸副刊的记者，她在得知丈夫和父亲的情感背叛行为后有了一种疯狂追求情感放纵的冲动，而这一切又都成为她所在报纸的素材。小说揭示出媒体霸权左右日常生活的尴尬，在媒体的掌控之下，还有没有我们情感生活的“第三地”？《双驴记》沿袭了作者善于讲故事的特长，它讲述了两头驴子与知青马杰斗智斗勇的故事，故事本身就有一种传奇性，但小说的出色之处在于，在故事好看之外，作者还写出了故事的玄机和色彩，它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穿堂风》充满了人间冷暖情怀，年老的瞎子瞎瞧靠侄媳妇养活，侄媳妇想甩掉这个累赘，就要扒掉瞎瞧的小屋。瞎瞧只得住在门楼的过道中，睡在秫秆箔上，穿堂风从他身上吹过，“别人都渴望生，瞎瞧这时候渴望死”，读到这里，仿佛穿堂风也从我们身上掠过，让我们的心里颤抖一下。

2.关于两位新秀

2006年间，有好几位作家在这一年内陆续发表了五六个甚至更多的中短篇小说新作，罗伟章、乔叶显然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最重要的是，这两位作家也可以说是近一两年引起人们关注的专写中短篇小说的“新秀”。在讨论2006年的中短篇小说时，应该对这两位新秀多说几句。

就我阅读所及，这一年我就读到罗伟章的四五个中篇，其中像《奸细》《变脸》《我们能够拯救谁》《世界上的三种人》《潜伏期》等，都是反响比较好的。罗伟章的特点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生活资源，他在一段时间内，其作品大致上会围绕某个主题反复展开。如他2005年对于底层的关注，而2006年则主要集中在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但罗伟章在中篇小说高产的同时，也在冒着让自己的小说和人物模式化和脸谱化的危险。正是这一原因，我更看重他2006年年初发在《清明》杂志上的《水往高处流》（《清明》第1期）。这篇作品似乎没有他的其他几篇更引人注意，它不像人们所熟悉的罗伟章那样去直接地触及社会问题。罗伟章的强烈现实感使得人们把他视为底层写作的主力作家，但当他的现实感过于强烈时，小说围绕问题而展开叙述，难免使情节密度太大，问题意识的痕迹太明显。这不仅仅是罗伟章需要注意的，也是当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