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写作愈益多元化和个人化的今天，试图归纳出2006年乃至当下诗歌事件、诗歌刊物、诗歌批评的大体趋向和整体的诗歌写作趣味肯定是有着相当的难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做法是值得怀疑的。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大量的诗歌刊物和综合性文学期刊以及更多的难以准确计算的诗歌民刊和诗人自印的诗集时，这种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从这点上讲，我们只能就自己相当有限的阅读体验来说些粗糙的感想。再有，应该注意到当下的诗歌写作的差异性特征，换言之，任何人在试图规划和总结当下的整体性的诗歌图景时都应该以诗歌写作的差异性为前提。这是我在近几年尤其是2006年的诗歌阅读中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体验。我在为2006年的《诗林》的最后一期“2006年中国当代诗人巡回展”所写评论的标题就是《在差异中延展的诗歌写作》。目前诗人的写作和诗歌刊物的办刊取向都是很难用同一的向度来进行概括的，而恰恰相反，这些诗人的写作却是充满了不可弥合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正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坚持诗歌写作的必要前提。但是如果最终要总结2006年一年来的诗歌事件、诗歌论争、诗歌刊物的特点和诗歌写作的大体走向和特征的话也未必不可行，因为在差异性的前提下还是大致呈现出了一些共性的元素和大致景观。

1.诗歌事件与论争：争鸣、娱乐、“恶搞”、狂欢？

2006年是先锋诗歌发展的第20个年头，也注定是充满了事件和争论的多事之秋，当然对一些聚讼纷纭的诗歌话题和“恶搞”事件我想还有待时间的积淀。在一个越来越速读的读图、读屏时代，本年度诗歌事件的大面积涌现不能不成为近年文坛稀有的现象，诗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如此受到大众和媒体的“青睐”了。这对于沉寂和边缘多年的诗人、诗歌写作和诗歌阅读而言是喜是忧？不管如何，这些诗歌事件背后更为复杂的文化因素、社会背景倒是值得关注和反思的。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显在的事实：诗歌也与娱乐相当含混的缠绕在一起，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批评的：“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当诗歌成为公众事件、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娱乐的噱头而引起一阵阵意味深长或不怀好意的笑声时，是否有人怀有这样的警惕：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面对着当下诗歌写作的平面性、技术性和无关痛痒而又大张旗鼓的诗歌论争以及大面积涌现的圈子性的诗歌批评的追捧或利害关系的棒杀（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恶俗话语势力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我越来越怀疑评论的准确性和必要性。尤其当我们不得不面对诗歌这种特殊的文体和话语方式，不得不面对它所产生的歧义性和随之产生的阅读的多层面性、暧昧性甚至误读。同样是面对一首诗甚或一首相当简单的诗却会产生聚讼纷纭的解读，这多少也是一种尴尬，尽管我从来都坚持诗歌的解读永远都难以达成一个完结和完备的共识。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近些年来的诗歌批评已经进入了一种困境甚或悖论，尽管少数的优异的诗歌评论者仍在坚持富有良知的话语方式和评判标准。当评论逐渐陷于一种个人化、极端化的美学趣味，当套用半生不熟的理论来评价诗歌而悬置文本，当圈子性的利益逐渐取代诗歌写作的正常化，我们对诗歌写作尤其是诗歌批评就不能不重新反思。实际上尽管一些批评者试图尽量客观的勾画诗坛的脉象和走势，但是面对着各种渠道发表和出版的难以记数的诗歌文本，就个体阅读而言其局限性和视野的狭窄是显而易见的，而基于此的评判文章不能不说是大而无当。当面对网络、民刊、年鉴、诗集和诗选上名目纷繁的或长或短的“朋友哥们”式而又不得要领的评论文字，我们所看到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诗歌写作和诗歌评论的特色，几乎很难有一首诗、一个诗人、一篇评论能够产生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和美学影响，相反一些跳梁小丑和不懂诗歌的话语权力倒是在不停地作践诗歌。这种不无暧昧的诗歌批评实则正成为强硬的话语剥夺，“梨花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