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当代文坛的各种争议与事件，因种种原因所致，在逐年增多和增强。而2006年，因为文坛的板块进而分裂，文学的观念持续分野，又由于媒体的强势介入，网络的推波助澜，文坛上大小问题的争议频仍发生，大小事件接连出现，从而使一些焦点性的现象和热点性的事件连绵不断。

2006年间发生于各个文学领域里的焦点热议与热点事件，在一些分门别类的专论里已各有涉及和介说，这里只就一些跨界发生后又被媒体放大的，因而在文坛内外影响甚大的焦点现象与热点事件，分四题做以具体的概述与评介。

1.新诗的“经典化”讨论与“梨花体”事件

在1990年代中后期，当代文坛受到市场化、大众化的强劲冲击，在文学中属于“小众”品类的当代诗歌一度很不景气，甚至诗歌的接续存亡都成了一时的热门话题。但随着这些年“打工诗歌”的兴盛，“网络诗歌”的崛起，当代诗歌的处境又呈现出“柳暗花明”的喜人趋势。

当代诗歌在2006年间的新变与实绩，因有专文进行概述，这里不再评说，这里只就2006年间发生于诗歌领域的有关论争和事件，做以简明扼要的概述。论争指的是“新诗经典化”的讨论，事件是所谓“梨花体”事件。这两桩不大不小的争论与事件，发生于诗坛，但影响却超出了诗坛，波及文坛内外，甚至在年度文坛来看，都比较重要和相当惹眼。

有关“新诗经典化”问题，源于世纪之交各种各样的“经典”新诗选本蜂拥而出，以及由此引出的人们的看法。这类选本诸如《现代诗经》（伊沙选编）、《被遗忘的经典诗歌》（伊沙编）、《岁月的遗照》（程光炜编选）、《词语的盛宴：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精选》（谭五昌、谯达摩主编），还有收入诗歌的综合性选本，如谢冕等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等。众多的“经典”诗歌选本的推出，就引出了这些作品够不够“经典”，谁来认定“经典”，以及“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诸多话题。

吴思敬在《一切尚在路上——新诗经典化刍议》（《江汉论坛》2006年第9期）的文章中，引述了他十分赞同的洪子诚的一段话：“于我们来说，对新诗史，特别是在处理当前的诗歌现象上，最紧要的倒不是急迫的‘经典化’，而是尽可能地呈现杂多的情景，发现新诗创造的更多的可能性；拿一句诗人最近常说的话是，一切尚在路上。”他进而阐述了自己对于复杂的“经典”问题的基本看法：诗歌经典不是诗人自封的，也不是哪一位权威所“钦赐”的，而是以诗歌文本为基础，在读者的反复阅读中，在批评家的反复阐释中，在政治体制、新闻出版、学校教育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建构而成的。艾略特说过，像维吉尔这样的经典诗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试图做什么；他们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做是经典作品的”。可见，经典应当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检验，而中国新诗满打满算才一百年，若说就已产生了与《诗经》、《楚辞》、李杜诗篇鼎足而立的诗歌经典，恐怕说服力不强。而且，因为“一方面由于新诗文本的独特性，不同的诗人和诗评家之间对新诗的美学特征往往缺乏共识，再加上审美素养、审美趣味的不同，对同一首诗的判断难免南辕北辙；另一方面，也与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环境、社会心理、新闻出版与教育体制的不断变化有密切关系”，还有“经典的生成不能脱离批评家的阐释”，“经典的生成过程始终有体制、权力的参与”，以及“经典的意义是相对的”等因素，所以只能说，“就新诗而言，与其说已诞生了可垂范百世的经典，不如说新诗的经典还在生成之中，而且这一经典化的过程崎岖而漫长”。

王珂也倾向于新诗难有“经典”的观点，他在《新诗为何难有“经典”——对当前新诗经典化建设热的冷思考》（《太原日报》2006年3月27日）一文中，首先从新诗的形成经过论说到：经典常常与传统相依相存。新诗是以反对甚至彻底打倒崇尚经典的古代汉诗的“造反者”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的，坚持的是反传统立场。这种“出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是一种缺乏经典，甚至抵制经典化的特殊文体。新诗孕育诞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全方位发生巨大变革的特殊时代。清末的“诗界革命”和民初的“白话诗运动”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体革命，而是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