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和经济增长所表现的潜在成长性，中国改革模式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和研究。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了一条超出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能解释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由此在学术界引发关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讨论。

中国改革模式超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范围。中国改革的过程是一个把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作为常量舍去的历史、政治与文化，一一进行还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立足于中国已有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与制度、物质等资源变量，在不断寻找与此相匹配的动态化改革模式中，求得制度成长与经济增长的最优解，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和中国改革模式的特色所在。超出西方纯经济学研究视角，从还原、复合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特色改革模式给予新的解释，是本文的一个尝试。

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处理后的假设条件下，形成的经济模型，是将经济成长所依赖的政治、文化、特定的历史等社会环境作为常量一一抽象之后而建立起来纯经济模型。尽管这个经济模型告诉了我们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什么，但并没有告诉我们现实的市场是什么。如果我们将这个纯经济模型搬来就用，我们就会陷入纯经济学的陷阱，也是目前许多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陷入陷阱的深层原因所在。

不可否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大规模地引进和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走了一条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反的道路，这就是把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舍去的历史、政治与文化，一一进行还原的道路。具体讲，就是立足于中国已有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环境，把这些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当作常量的因素当作对变量来对待。按照西方纯经济学的市场经济模型，可以得出是一个唯一的解，但如果把西方经济学得出的唯一解，放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环境中，就可以因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得出不同的解和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型。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之所以没有陷入西方纯经济学教条，就在于中国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改革之路。这个中国特色，就是立足历史给定的中国现实和制度框架，不断探索与此相匹配的市场制度模型。同时又不断地根据新市场制度成长的需要，在不断改良制度成长环境中，选择与新环境相匹配的制度模型。在多次寻求环境与制度、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均衡中，渐渐地逼近市场改革的目标。这就是中国经济学所讲的渐进式改革。

鉴于中国改革的现实，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就有一个从西方纯经济分析范式向复合经济研究范式的转变。在西方纯经济分析范式中，认为决定经济组织的要素只有纯经济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但按照邓小平思想所建立起来的中国改革模式，除了纯经济要素外，还包括了政治、文化、历史等社会环境的要素。立足于中国既定的环境变量，寻找与此相匹配的动态化市场模型，在不断实现市场经济成长与市场模式相匹配的均衡中，求得制度成长与经济增长的最优解，这就是中国改革模式的内涵所在，也是中国经济学需要研究的内容所在。

从复合经济学分析范式出发，从系统模式的角度对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研究是本文的一个尝试。

二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改革模式

从中国改革模式演化看，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为中国改革的启动阶段，在这个时期，通过上端和下端改革，确立了中国改革不能突破的上限边界和必须建立的下限安全防线，由此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初步建立起中国的改革“鸟笼结构”。从1984年启动城市改革开始到1988年，中国改革全面激活，使中国改革进入改革黄金时期。正是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端稳定，中间搞活的“鸟笼结构”。在这个鸟笼结构中，使中国改革遇到的改革与稳定、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农村与城市、稳定与改革、生存与发展、政治与经济、增量与存量等一类列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的两端稳定，中间搞活，三级链动结构示意图

（一）界定改革不能突破的上限，保证改革既定目标的实施

中国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