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之一，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约而同的经历过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情况，先后有许多学者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著名的库滋涅茨“倒U理论”。或许是受到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影响，二战后迅速崛起的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在经济得到飞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加大，整个社会的福利非但没有增加，反而相对有所降低，甚至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最终造成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这种情形以拉丁美洲最为突出，出现了所谓“拉美模式”。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政府，尤其在经济改革之路上行进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应把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纳入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体系之中，实现经济与福利的双重增加。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打破旧体制，打破“大锅饭”，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形势下，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此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社会实现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一部分人确实也先富起来了，尽管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需要一定程度的干预和制约，尤其在保障社会公平，增进公共福利方面。发展中的市场如果与不受约束的权力结合，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不公平的原始积累和极端的两极分化。

一 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根据中外一些研究机构（包括世界银行）的学者估计，21世纪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基本在国际警戒线0.4以上，2004年的基尼系数是0.488，2005则是0.458。而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基尼系数仅为0.30。世界银行2005年的发展报告明确指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20个国家的统计中，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列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目前少数的暴富人群占有了社会大量财富，2002年的一份资料显示，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20%，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而最低的5%人群组只占有总收入的0.6%，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差距为33倍。与此同时，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变得严重，还有大量贫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2002年我国的贫困人口5020万，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占大多数，达到当年总贫困人口的56.18%。

在经历多年的改革以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创造了经济上的中国奇迹的同时，中国经济生活中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进程也迅速发展，严重的贫富分化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1.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收入差距加大

农村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改革前是这样，改革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一方面中国经济不发达，在建立现代工业体系过程中，牺牲了农业利益，另一方面，改革后由于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先天性属于逐渐衰落行业的农业，改革开放以后，在工业等先进产业在国际上没有足够竞争力的条件下，必然面临更严峻的形势，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不得不承受比以往更大的经济压力和生存压力。

有关统计资料表明，1978～2003年，城乡居民的差距逐步加大，这一时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人均343.4元上升到8472元，年均增长13.88%，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上升到2622元，年均增长12.65%。相对差距由2.57倍扩大到3.23倍，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有学者推测当前城市与乡村的收入比已经达到6∶1的程度。

与此同时，改革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加大的趋势。国家统计局一份报告分析指出，从1978～2002年的15年间，农村的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了2/3以上。2002～2003年在农村居民五等分组的平均收入水平上，20%的收入最高者的人均收入是20%收入最低者的6倍，2004年这一差距接近7倍。

2.区域发展不平衡与行业收入差距呈现扩大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自然资源及地理环境差距较大，早就存在的区域间经济差距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加大了。这种区域收入发展的不平衡，有学者称之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按传统的东、中、西地域的划分方法来看，东中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