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教育部发布的《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3.3%。到2009年4月，全国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本科院校770所，普通高职院校1207所，独立学院318所，经国家审定的分校办学点85个。^[1]但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差距依然显著（见图1）。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为629万人，比上年增长4%，增幅有所放缓——前两年的增幅均为5%。^[2]受适龄人口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1020万人，比2008年减少3.8%。考生被高校录取的几率进一步提高，平均录取率预计接近62%。^[3]

图1 部分地区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独立学院数量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正在由规模、数量的增长转向提升教育质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结构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需要”。^[4]2009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调查显示，大学生的能力和水平指标的城市满意度均未达及格线，成为教育质量满意度的短板。

一 “钱学森之问”激发高教改革之争

2009年岁末，季羡林、任继愈、贝时璋、钱学森、杨宪益等众多学术大师相继辞世，引发人们的缅怀。荣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无疑是对教育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他留下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之问，激起全国上下反思高等教育改革的新高潮。

2009年11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首都科技界大会上的讲话，赞同并引用钱学森的意见：“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强调要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5]数日后，安徽高校11位教授在《新安晚报》上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的公开信，短短三日，该报读者热线和信箱共收到读者来电、来信达数万条。11月20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做出回应，表示这是教育部下一步工作的重要内容。^[6]“钱学森之问”迅即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甚至成为百度百科、互动百科的新词条。

在这一轮讨论和反思中，有几则资讯尤为引人注目。一是中国科学家再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二是汤姆森路透集团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的科技论文从1998年的2万篇激增至2008年的近11.2万篇，数量仅次于美国。^[7]而2009年10月8日，英国《泰晤士报》与英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 Symonds）推出的2009年世界大学排行中，美英两国大学席卷榜单高位，中国香港有3所大学进入前50名，而中国内地只有清华大学进入前50名，北京大学排在第53名，随后是排名第104名的复旦大学。^[8]与此同时，频发的学术腐败和行政腐败案件令大学蒙羞。武汉理工大学校长、辽宁大学副校长与学生共同署名的论文被曝抄袭，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因抄袭被取消博士学位；国际《晶体学学报》撤销了井冈山大学研究人员70篇涉嫌造假的论文；^[9]武汉大学腐败案、湛江师范学院腐败案、武汉科技学院腐败案接连曝光。

不论是围绕诺贝尔奖的热议，高校对论文增长和学术能力的争议，还是高等教育失却学术尊严所承受的批判，都进一步叠加了对大学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评价制度等的压力与质疑，为改革高等教育体制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契机。《人民日报》求解“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开篇之作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培养创新人才根本在于“去行政化”》。

回溯2009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我们不妨以“钱学森之问”为注脚，考察政府、高等学校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二 高教体制改革提上政府日程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答复安徽教授的公开信时，称袁贵仁部长前一段就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个回应：“非常受教育，非常受启发，也非常受鼓舞。”但发言人也坦承：“教育的问题是多少年来形成的，马上要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需要一步一步来。”^[10]纵观2009年教育部的工作，确实有了一些令人可喜的有益尝试，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

（一）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2009年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