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聚集区招商引资的动力源于总部企业能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其中增长因素之一，是总部企业纳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但由于影响企业纳税因素的多变性，因此，并非任何类型的企业都能为总部聚集区带来税收增长。本文通过对北京地区同行业不同经济性质、不同规模企业纳税行为表现的分析，揭示了总部聚集区应关注企业特征的原因，并根据研究结论为总部聚集区招商引资提供了管理性建议。

一 从企业特征出发关注企业纳税行为

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在分析研究业主制、合伙制以及公司制企业的差异中阐述了现代公司制企业的特征及其优缺点。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核心特征是：①公司的所有权属于那些掌握了公司普通股的所有人；②从原则上讲股东控制他们所拥有的公司；③公司的经理和董事会拥有制定公司决策的合法权利。从纳税的角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认为：公司制企业面临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对公司利润要征税。而对于非公司形式的企业而言，超出成本的任何收入都像一般个人收入那样纳税。对于公司就不同了，公司的收入要缴纳两次税——首先作为公司利润交税，然后要对以红利形式体现的个人所得征税。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关于企业组织的观点，不仅说明了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所具有的特点，也指出了其法律责任后果和纳税差异。这本身就是对企业特征的客观分析和总结，其中也隐含着股东和经营者可能操纵公司利润的信息。

实证会计理论代表人物瓦茨和齐默尔曼在他们提出的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设^[1]中提出了政治成本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分红假设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由此带来的对企业纳税行为的影响。

在政治成本假设中，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大企业有更大的政治成本，因为大企业要受到投资公众和政府更加详细的审查。政治成本包括但不限于税收立法成本和管制成本。他们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政治成本越大，其经理人员越有可能选择减少报告期收益的做法。所谓政治成本可能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原因引起的：①是由企业的高赢利引起，因为企业的高赢利会受到媒体及公众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使得政治家们不得不通过开征新税或者施以其他的规范管制高赢利企业。因此，高赢利企业通常会采取减少利润的做法。②是由于企业规模太大。有时候大企业仅仅因为看起来很有势力，就会受到更加严格的行为限制。如果一个企业规模很大，同时赢利能力也很高，这种企业的政治成本就更大。③企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需要支付政治成本。如有些行业受到来自外部的竞争，企业会采取降低利润的办法，让政府明白企业的收益在下降，以取得政府的特殊政策保护。在分红计划假设中，他们认为假设经营者可在一系列的会计政策中自行选择，很自然地他们会选择那些能使自身效用或公司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这就是进行盈余管理。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通常有奖金计划、债务契约、政治成本假设、税收动因、管理者的变动等。

由于不同特征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同、所享有的政治特权地位不同、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同、企业内部业绩评价方法不同、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同以及企业经营者的纳税意识差异等众多因素影响，企业所表现出的纳税行为自会存在差异。而了解上述不同因素可能对企业纳税行为产生的影响，就可以为总部聚集区管理引导企业纳税行为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 不同特征企业纳税行为表现的样本评价

（一）样本选择

为评价不同特征企业纳税行为表现及其成因，本文选取北京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样本分析。主要分析说明在同一区域范围内，同行业不同经济性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所存在的纳税行为差异。比较的目的在于说明，在同一区域范围内是否存在由于企业组织结构的差异、规模的差异以及行业特征差异而引致的企业纳税差异，为区域范围内总部聚集区了解不同企业纳税行为以及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依据。

选取一个区域数据进行样本研究的原因，是为了消除不同的区域性因素对评价企业纳税行为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不同区域范围内企业的纳税状况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征管水平、纳税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为评价不同特征企业纳税行为表现及其成因，本文曾选取了1999～2003年的中国区域统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