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对东亚区域经济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东亚各经济体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对外开放度，保持国际市场竞争力和不变的进口成本对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当外部冲击破坏了东亚经济贸易加权汇率稳定的时候，其负面作用不仅是国际收支的失衡，还由于东亚经济体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低，国际收支或者宏观经济失衡很容易招致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严重时甚至会引发货币危机或者金融危机。

如何才能保持东亚区域经济体的贸易加权汇率稳定呢？欧洲国家从货币联盟最终发展到欧元区的历程对亚洲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鉴于东亚经济体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如果东亚经济体也能像欧洲国家那样逐步发展为一个共同货币区，将会大大推动东亚各个经济体的贸易加权汇率与国际收支稳定，对于整个东亚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也将会起到非同寻常的推动作用，为东亚区域经济体的金融安全形成新的保护层。

东亚是否能够像欧元区那样展开密切的区域货币合作呢？从目前的区域货币理论的角度看，关键在于东亚经济体是否具备构成一个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在本文中，我们集中分析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启示，对东亚货币联盟的经济前提和经验研究进行综述。我们的主要结论是：从经济前提看，已有的经验研究表明东亚国家具备地区货币联盟的必要条件；这些国家和EMU国家的历史数据比较，距离最优货币区标准并不遥远。

结合最优货币区理论，本文将分四部分来检验东亚地区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第一部分从东亚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判断；第二部分从东亚地区的国别开放性指标进行判断；第三部分从东亚地区宏观经济的协动性进行判断；第四部分从东亚地区的非对称性冲击角度进行判断；最后一部分得出总结性结论。

一 东亚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

Mundell（1961）^[1]曾指出，当需求转移造成的区域内某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时，除了可以通过区域内不同国家间的相对价格（汇率）调节之外，还可以通过生产要素流动这一机制进行调节，其中，劳动力流动性对最优货币区具有重要意义。Ingram（1962）^[2]认为，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应该作为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如果区域内金融市场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暂时性国际收支失衡可以通过金融交易提供平衡机制。Krugman（1990）^[3]的GG-LL模型指出，一国与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加入单一货币区的收益就越大。据此，我们从贸易一体化程度、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三方面考察东亚地区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的经济前提。

（一）贸易一体化程度

主流的国际经济学中隐含着一个假定：商品的自由流动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可以相互替代的。^[4]因此，商品的自由流动，即贸易一体化程度可以替代最优货币区理论中对要素自由流动的要求。我们可以用两个指标衡量地区贸易一体化程度：区域内贸易份额（Intrabloc Trade Share）和贸易密度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ices）。^[5]《亚洲经济展望》（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2002）给出了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各优惠贸易区内（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PTAs）1980～2000年的这两项指标。可以看到，亚太地区的贸易一体化程度甚至不逊于欧盟地区的一体化程度。如果把范围限制在东亚地区，Goto^[6]提供的估计表明，东亚14国（不含日本）的区域内贸易份额从1985年的25.3%猛增到1999年的38.7%。^[7]Goto还用贸易依存度指数（Trade Dependency Index）^[8]来反映东亚地区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深化状况，平均而言，东亚各国对东亚14国的贸易总额占各国GDP的比例在1999年为45.37%，而1980年这一比例仅为25.85%。Goto还用贸易密度指数比较了东亚地区和欧盟地区1999年的贸易一体化程度，结果也显示出东亚地区贸易上的高度依赖。平均而言，东亚14国之间的贸易密度指数为5.51，比欧盟成员国的2.35明显高出很多。

（二）劳动力流动性

劳动力的流动性在最优货币区理论中被强调为一个重要前提，即流动性越强，在出现非对称性冲击时，放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平衡机制的成本越低。Baek和Song（2002）^[9]使用计量模型 （l为j国i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D和D分别为行业和国家虚拟变量，本行业和本国时为1，其余为0），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