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法》自2003年实施以来，因政府采购腐败和弊端频频被媒体所曝光，政府采购制度的弊端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成为理论关注的核心话题，其救济制度作为政府采购制度的根本保障尤其为学术界所关注。特别是2005年政府采购第一案北京沃尔公司诉财政部案后，学界对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质疑投诉、行政诉讼范围等立法缺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1]。客观地说，投诉制度过于冗长和救济范围较窄、救济对象欠全面等问题确实是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完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政府采购救济制度中的众多问题并不能通过个别环节的修补而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更为重要的是，在对政府采购救济制度设计和构建的根本理念缺乏充分认识和探讨的前提下，仅仅依靠纯粹的规则合理化来解决问题，只可能是设计得越周密，偏颇和错误反而越强化。其实，制度设计并非纯粹的规范构建过程，它总是一定价值和理念指导下的设计过程，隐性的价值和理念决定了规范的具体构造。从这一视角出发，探讨政府采购救济制度设计的理念和价值，有助于超越纠缠于具体的救济制度缺陷等，并能为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结构性变革和根本改造提供建设性思路。今天，在《政府采购法》颁行10周年之际对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具有强大约束性的一般性宗旨进行反思，意义更为重大。

一 权力导向——过往政府采购救济制度构建的根本理路

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构建都是以一定的法律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立场为路径控制根据，并通过具体的规范设计而实现的。前者是法律制度和规范设计的价值导向，后者是规范设计的操作活动，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我国《政府采购法》制定于我国经济向市场转轨并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其立法背景中行政主导特色较为明显，这决定以权力为导向成为政府采购救济制度设计的客观必然。

权力导向型的救济制度设计首先体现为政府采购立法中的行政主导立法模式。一般地看，立法应当由享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主导，然而立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包括法律议案的提出、法律草案的起草、法律草案的审议和表决等环节。而法律议案往往是基于现实社会生活中某一现象和问题需要法律调控而提出的；法律草案的起草也需要掌握所涉议案所有问题的比较全面的一手材料。在我国，行政机关一直拥有广泛的权力，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这就使得我国大部分法律草案都是由行政机关主导起草的。^[2]在立法的起始阶段和起草阶段，本应由立法机关主导的过程却成了行政机关活跃的舞台，从而使法律草案的审议以行政机关主导起草的草案为基础，立法机关因对草案本身的内容、形成过程和制度构建考量因素缺乏足够、全面的把握，绝大多数时候难以对草案的具体规定发表针对性或建设性意见，草案的大部分内容往往会毫无例外地通过。正是这样，“行政机关通过行使立法提请权和法律草案拟定权主导立法，形成所谓的行政主导立法模式。”^[3]

客观地说，从形式来看，《政府采购法》起草小组由全国人大财经委部分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财政部、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解放军总装备部的工作人员和专家学者组成^[4]，应当说其立法过程没有被某一个行政部门所主导，并非由某一个行政机关单独组织起草小组。但事实上，在起草过程中，无论是对省市政府采购试点及地方立法的考察还是整理、收集、翻译国外的相关资料以及组团到国外进行考察，财政部门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地方政府采购试点及其地方立法多数由地方财政部门主导并具体实践，这更加强化了财政部在《政府采购法》后期起草中的重要作用。加之《政府采购法》出台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国家计委）主导了《招标投标法》的起草^[5]，激起了财政部主导《政府采购法》的内在动力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种动力的默认^[6]。财政部主导《政府采购法》的制定不在担责而在强化自身的权力，就政府采购救济制度来说，强化本部门在救济制度的作用，这也正是政府采购救济制度设立投诉处理并将处理权赋予各级财政行政管理部门的根本原因。也正因权力导向，事后财政部还专门于2004年8月11日颁布了《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