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万众瞩目的“湖南精神”表述语正式向社会发布，即“忠诚、担当、求是、图强”。一时间，湖南精神再次成为社会焦点。这也成为湖湘文化发展中一个新的里程碑。“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法治湖南”也逐渐成为湖南最响亮的名片之一，成为湖湘文化中的重要元素。而这两者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博大悠远的湖湘文化存在诸多与法治建设的契合之处，湖湘法治建设也可从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获得精神滋养。湖湘文化可以说是“法治湖南”的源头活水，法治湖南是湖湘文化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创新。

一 湖湘文化的光彩与魅力

在华夏五千年文明进程中，湖湘子弟承前启后，开拓破冰，不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湖湘文化，而且孕育了独树一帜、富有特色的湖南精神。湖湘文化是历代湖湘人生生不息、发愤图强所创造的财富沉淀，是湖湘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有机整体，但人们通常是在精神思想观念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从历史渊源上看，湖湘文化传统上沿承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宋朝周敦颐奠基理学而开其源，豫人程颢兄弟接其绪，闽人胡安国、胡宏父子承其学，来湘定居、讲学而始创湖湘学派，朱熹、张栻会讲传“道南正脉”——理学正宗。明清之际，王船山推陈出新，集诸家大成；清代陶澎、魏源等经世变革，吹响了中国近代化号角。近代有曾国藩等湘军将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黄克强等辛亥元勋武力救国，毛泽东等新中国伟人改造世界等事功而大张其势。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人们常常从这样热烈的赞颂中领略到湖湘文化的光彩与魅力，感受湘人的自豪甚至是霸气。湖南人王闿运曾自豪作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他的学生，近代风云人物、旷代逸才杨度更是大声疾呼“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总结说：“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美国人类学家奥天柏（Ottemberg）从血型上将人类分为六大型：①欧洲型；②中间型；③湖南型；④印度满洲型；⑤非洲南亚型；⑥太平洋美洲型。奥氏所谓的湖南型，包括日本人、华南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系犹太人，其人数当在3亿以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法律建设也会受到该地独特条件的影响。孟德斯鸠提出了“法的精神”理论，法的精神“存在于法律和各种事物所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之中”^[1]。这些与法律相关的现实事物包括“国家的自然状态”、“寒、热、温的气候”、“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序”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2]。“法的精神”因为涵摄了气候、土地、地理、生活方式、宗教、人口、风俗、习惯之类的具体因素而得以丰富。让·博丹也认识到，“法律和政治不仅必须从历史角度而且也必须从人们的自然环境、气候、地形和种族的角度来研究。”^[3]湖湘文化对湖南的法治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应从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获得法治湖南的精神滋养。

二 “敢为人先”与湖湘法律人的独领风骚

湖湘文化公认的核心精神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东汉董卓作乱，长沙太守孙坚率先发兵勤王，唐人吕温慨然赋诗“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此句也形象地写出了湖湘人敢为天下先的风采。湖湘文化中涌动着一种引领风潮、通变求新的创新精神，如屈原的问天与上下求索，周敦颐从太极发现天人之蕴，王夫之对传统哲学的创造性研究，魏源首先“开眼看世界”，谭嗣同的“冲决罗网”，宋教仁系“为宪政流血之第一人”，等等。维新变法期间，湘人高呼“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亡则中国亡”，湖南为维新运动最富朝气之一省，辛亥革命又成为武昌起义首应之区，大革命期间成为全国农运的中心，这都为“敢为人先”精神的确证。

在法制史上湖南人也展现了敢为人先的风采。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蚩尤传说是法律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