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学界公认，最早对“社区”概念进行完整的学术诠释者当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ennies）。^[1]1887年，滕尼斯出版《社区和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英文版译作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德文Gemeinschaft，有“集体”“联合”“公有”“共同体”等义。以故，该书中文版译作《共同体与社会》。英文Community，有“社区”“公众”“共有”“共同体”等义，其所指与德文原意相当。^[2]由此可见，“社区”之要义即在于它是一个“共同体”，是地缘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信仰共同体。^[3]百余年来，尽管社区的定义莫衷一是，但大体不逾此说。^[4]举凡村庄、市镇、城市街区等等，均可视为社区。不过，现今使用的“社区”一词已与滕尼斯的解说渐行渐远。滕氏认为，社区是基于血缘关系而结成的共同体。“社区”与“社会”有别：[]社区的基础是本质意识，体现出守望相助的亲密关系，因而它是有机整合；社会的基础是选择意志，崇尚权利、法律、理性，因而它是机械整合。尾随滕尼斯之步履，在其后的数十年内，英美人类学社会学将“社区”进行学术锻造，使之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5]在此过程中，滕氏社区研究独有的德国哲学气息也被涤荡尽净。中文“社区”一词是中国社会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自英文翻译而来，^[6]承袭了英美的学术理念，却丢失了德国式的哲学运思。

社区研究的意义在于，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区域，是真实可感、充满生机的区域性社会。社会由各类社区所组成，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因此，研究小社区可以了解大社会。本文选取近代中国乡村研究的社区范式作为研究对象，借此评估近百年来学界沿此思路进行的学术工作，以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谱系。近代中国乡村研究领域的社区范式，堪称西方理论加上中国素材的研究方法之典型，在中外学界均有深远影响。笔者将讨论近代中国乡村研究领域社区范式的确立时间，以及人们如何运用社区范式展开相关研究。本文所谓“近代”，在时段上仍以学界习用的1840—1949年为限。

一 社区范式的确立

截至目前，学界有关论著多将社区研究框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说法大体不差，但过于笼统。从人类学社会学的中国化历程看，社区范式的确立应该是1935年。其标志有三。

第一，1935年，吴文藻^[7]出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以此为基点，吴氏成为燕京学派的领军人物，并将社区研究确定为该学派的主攻方向。

此前，燕京大学已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在未名湖畔传道授业的许仕廉、杨开道、李景汉，^[8]以及外籍教师步济时（I.S.Burgess）、甘博（S.D.Gamble）等人均为开风气之先的著名社会学家，他们指导学生开展了多项富有成效的城乡社会调查。燕大社会学系创办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学界》杂志，引领了学术界的主流。据悉，1925年，燕大社会学系开设31门课程，1931年增为42门。^[9]

吴文藻接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一职后，其“社会学中国化”的理想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付诸实践的学术平台。此前，中国高校的社会学教学均是西方模式：教学体系及教学内容一律照搬西方，而且多有西人执教者。吴氏首倡“社会学中国化”，旨在扭转这一局面，其实现途径即是社区研究。在燕大社会学课程的设置上，他增设了“社区调查”“社区组织及问题”两门课程，^[10]试行导师制，指导学生从资料收集型的社会调查转向理论探讨型的社区研究。例如，徐雍舜调查研究北平淳县的乡村权力，林耀华调查研究福州义序的宗族形态，费孝通、王同惠调查研究广西象县瑶族的文化形态，黄华节调查研究河北定县的礼俗和社会组织，黄迪调查研究北平清河镇的村镇结构，^[11]郑安仑调查研究福建侨民，李有义调查研究山西徐沟的社会组织。他独具慧眼，提携后学，将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瞿同祖等青年才俊推荐到英美名校名师门下，居功至伟，开创了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新格局，为社会学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指明了方向。

第二，1935年，吴文藻发表数篇论文，^[12]对社区研究的对象、方法、功能、意义及相关学术动态予以论析。这些论文成为指导社区研究的经典文本。

在广泛译介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吴文藻颇为青睐以马林诺斯基（B.K.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Brown）为代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