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个“看菜吃饭”的行当，历史学家确定某一研究主题，总要以某种或数种资料作为基本资料，方才有治史的素材。而基本史料的运用，不仅是个技术性问题，更是个理论问题，涉及诸多方法论问题。在近代中国乡村地权的研究中，围绕着清代刑科题本、台湾淡水新竹诉讼档案、徽州契约文书、“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等基本资料，很多社会史、经济史、法律史学家进行了相当优秀的研究，对近代乡村地权的概念化解释做了不懈的努力，甚至由此产生了某些学派或显学。本文拟对近代中国乡村地权研究中基本资料的运用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评述，以更富建设性的解释路径回应笔者若干年前对乡村史概念化书写的质疑。^[1]

一 司法档案及其解释纬度

大致有社会经济史和法律社会史两类学者以司法档案作为研究的基本资料，本文主要评述以刑科题本和台湾淡水新竹诉讼档案为基本资料的相关研究。对于刑科题本资料的利用，最初是中国本土的历史学家在“资本主义萌芽”论解释模式下进行的。在《清代地租剥削形态》这本乾隆刑科题本档案的编辑说明中，编者介绍说：“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原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于清内阁乾隆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中，选出一批有关农村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史料，以供科研工作之需……尤其对于清代农业租佃制和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和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2]曾经参与过当年刑科题本租佃关系史料编选工作的刘永成在介绍这一工作时这样说：“清代刑科题本本身是当时刑事诉讼与审判的案卷，也是当时阶级压迫的产物。清代刑科题本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既暴露了清代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况。在刑科题本所反映的案件中，尽管各级官府衙门在叙述案情时，对于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总是企图加以隐讳，或者大肆歪曲和污蔑，但它毕竟是皇家的宫廷档案，封建皇帝要求其下属官僚们详细奏报案情始末，照录供词。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从劳动人民命案的当事人的供词部分，找到较原始、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3]其史料编选实际上是遵循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基本理念的，由此，在研究中，也发展出地主制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论两种基本论断。刘永成在解读这批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了初步结论：“乾隆年间，无论是在南方地区，还是在北方地区，不管是在经济作物的种植区，还是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上，更不分是在货币租制下，还是在实物租制下，都或先或后地出现了经营地主经济和佃富农经济。一般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与货币经济的发展有关，因为获利大，发展也较快些，缴纳货币租的比重就要大些。经营地主经济和佃富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时期，在农业生产领域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营形式，即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营方式。同时也应当看到，清代前期的经营地主经济和佃富农经济是在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罅隙中出现的，因此，它必然会不断地遭到封建经济和封建势力的钳制和阻挠。但是，随着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越来越活跃，不仅城市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农业资本主义的幼芽也能够星星点点地缓慢地滋长。”^[3]

在利用刑科题本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学者中，李文治最具影响，他将资本主义萌芽的解释同地主制经济联系起来，并给地主制经济下定义：“地主制经济指整个地主经济体制，即以地主所有制为主导包括农民所有制及各类官公田在内的土地关系整体，并由此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在李文治的解释体系中，地主制经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不断适应着农业生产、商品经济发展、地权分配变化、宗法等级关系松懈、农民战争冲击和国家政策调整，其主导作用始终不曾改变。^[4]他对于地主制经济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因果关系这样解释：一方面，“在明代中叶，伴随着农业生产及商品经济发展，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到清代前期并有进一步发展。但这种发展极为缓慢，其间原因极为复杂，而地主制经济的制约是其中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