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鳞册（亦称鱼鳞图册）起源较早，宋代就已经出现，但官府正式修造鱼鳞册用于征收田赋却在明初。清代以至民国，鱼鳞册仍然沿用。此外，民间也有编造鱼鳞册之举，用以管理土地、交纳田赋等。围绕土地，鱼鳞册不仅记载了土地类别、田块名称、地亩图形、田界四至、步尺面积、赋银总额等总体状况，有的还清晰存录了每一田（坵）号的田块图形、四至、步尺、科则、面积、赋银、业户、佃户等详细内容，有的甚至还保留了土地交易的信息，成为记录土地问题的原始资料，对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分配、土地交易、租佃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

国内外研究者较早就注意到鱼鳞册的史料价值，但利用清代遗留之鱼鳞册开展地权研究却始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鹤见尚弘先生对日本、中国所存的康熙初年长洲的鱼鳞册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2]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思想解放、学术发展、中外交流等影响，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研究史料亦发生深刻变化，学者对历史上地权的实证研究中，日益重视南北各地遗留的清代以降鱼鳞册之利用，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学术观点，如章有义先生利用康熙初年江苏长洲鱼鳞册的研究得出“太湖模式”，秦晖先生利用清代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所揭示的“关中模式”等。

“太湖模式”“关中模式”涉及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重新认识，如中国传统社会是否为封建地主经济制度、租佃关系是否发达等重大问题。^[3]时过境迁，经久不敝，相关讨论仍在持续，这充分说明，先辈学者之研究，在资料考辨、概念理解、数据统计、理论观点等方面仍存在很大争议，也充分体现了鱼鳞册与地权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长期积累、不断深化的过程。

实证研究、数据统计可谓“太湖模式”“关中模式”的一大特点。研究者利用南北各地的鱼鳞册，对土地分配、土地买卖、租佃关系等内容进行了数据统计与量化分析，在实证基础上推论出其观点，虽然有研究者曾表示质疑，但在没有接触资料的情况下，重新统计和检验相关数据受到限制，很难深入开展相关讨论。数据统计的第一要义是准确性，“太湖模式”“关中模式”的理论建构以其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为前提，假如研究者能够分析、检验其数据统计的准确性，证明其统计数据缺乏真实有效性，支撑理论成立的统计数据便成为无效数据，结论也就难以成立了。

近年来，笔者学习和研读了一些鱼鳞册，对学界曾经利用过的鱼鳞册进行了再研究，深切体会到，作为一种史料，鱼鳞册很珍贵，但局限性也很大。鱼鳞册资料本身具有客观局限性，研究者主观上有时又难以认识资料的局限性，主观客观两方面原因导致资料的误用，进而影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很难起到真实描述、准确传递鱼鳞册所含信息的作用，距离事实较远。愚见以为，导致数据统计和其他错误发生的原因，是研究者对鱼鳞册资料价值评估失误、关键概念理解偏差，尤其是对关键细节重视不够或处理简单化。

此前，我已就“关中模式”及其资料运用问题开展了一些研究，为了便于集中讨论，不再赘述，仅在讨论鱼鳞册地权研究时与“太湖模式”加以比照、综合。^[4]本文主要通过展现和讨论鱼鳞册研究中的技术细节，对“太湖模式”所用清初长洲鱼鳞册进行重新研究，认为先前的研究未能对清初长洲鱼鳞册进行认真考辨，从而导致了解释困境。清初长洲鱼鳞册业户、佃户分别登记不是按照各自拥有田底权、田面权的原则，佃户栏的“自”意指底面未分的“自田”，业户可自耕亦可出租，而非业户“自有田面权”之意。另外，对鱼鳞册所反映的土地占有规模也提出新的认识。相对已有观点，愚见抑或补充了新论据，做了进一步印证；鉴于资料的局限性，或许存在不少疏漏，期待学界指正。

一 康熙、乾隆苏州鱼鳞册考辨

据史料记载，康熙初年长洲县知县李敬修曾有清丈土地、编修鱼鳞册之举。当时的情形是，“盖今日之田土，皆三百年来久定之版籍也”，“所当清者，不过荒熟轻重之混淆，飞洒包赔之拖累”，因无旧册可稽，方行清丈。“见总图书、圩甲、业佃，公同丈量”，“初不必问何氏之业，迨丈已竟，数已准，册已定，然后填业户姓名，据此坐图，立户办粮。次年再行推收归并。如此，则田为主而户随之。”^[5]

清丈以后，李敬修分编了三类地册。“今以田形四至，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