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交界的寻乌县，展开过一次有关农民生活与农村经济的调查。由于战争的缘故，这份调查报告一度遗失，1950年这份报告的一份手抄件被重新发现。毛泽东本人对其中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进行修改，但未公开，直到1982年才被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0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汤若杰（Roger R.Thompson）翻译的毛泽东《寻乌调查》。汤在英译本的序言中，尽管没有解开这份报告“失踪半个世纪的谜团”，“但可以肯定我们所研究的既不是一份伪造物，也不是一份时代急剧变化的历史文献”。汤还认为：“《寻乌调查》证明年轻的毛泽东努力从事实中得出真相。考虑到出版新版《农村调查》包括首次出版《寻乌调查》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原文似乎不太可能被修改。”^[1]

通过认真阅读与比较，我同意汤若杰的这一结论。这是因为，我发现《寻乌调查》所载乡村地权结构与我在浙江南部石仓村中的研究所得有着高度的一致。这就让我萌发一个念头，是不是可以将我在浙南乡村地权研究之所得，用来对《寻乌调查》做深度的比对，以揭示《寻乌调查》所反映的东南地区传统地权结构，加深我们对于这篇著名文献的理解。

实际上，最近一些年来，学术界已经展开这一工作，其中用力最勤者，当属温锐的相关研究。^[2]温锐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传统时代赣闽边界地区的土地租佃制度与民间借贷。这两方面的内容，都包括在《寻乌调查》第四章《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中，也正是毛泽东当年调查的重点所在。只不过，《寻乌调查》第四章还包括了公共地主、私人地主、山林制度等更为丰富的内容，研究的空间还有扩大的可能。

从方法论上讲，面上的研究，虽然有助于我们观察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却不能够使研究进一步深入。以一个村庄为单位，深入考察其地权结构，显然更加重要。可惜的是，无论在寻乌还是在相邻县份，迄今为止，人们没有发现一个可供进行比较研究的村庄，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浙江省松阳县一个名叫石仓的村庄。在那里，数千件契约文书的发现，使得其复杂的地权结构已经得到充分的揭示。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笔者相关研究论文。^[3]

或有人问，我依据的个案并不来自赣南或江西，而是与寻乌县有着千里之遥的浙江省松阳县。相隔如此遥远，比较如何可信？其实，这个问题应当反过来理解，如果寻乌的地权结构可以在石仓得到证明，岂不是可以证明东南地区地权结构的一致性？同样，如果我们只是在寻乌或者周边县份找到一个或几个村庄证明《寻乌调查》中的地权结构为真，寻乌的个案岂不是只有区域的意义？

或有人问，石仓个案从清代中期开始，直到1940年代，而寻乌个案，只是1930年的调查。其实，《寻乌调查》所反映的地权结构与社会结构，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属于传统社会的范畴。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对于寻乌虽有影响，但影响之痕迹历历可辨。因此，有关传统时代石仓之研究，正好可以从一个较长的时段，印证寻乌之变迁。

或有人问，毛泽东是一个革命家，而不是一个学问家，对于革命家所从事的一个乡村研究个案进行再研究，学术意义何在？事实上，即便以今天的标准进行衡量，《寻乌调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乡村调查之一。正因为如此，近几十年来，《寻乌调查》的内容一直成为学者们征引的对象。当然，《寻乌调查》又是一个革命先驱者的作品，其中的许多认识，直接成为指导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因此，欲了解中国革命的理论缘起及其实践，不能不认真研究《寻乌调查》。

就我个人而言，借用石仓的经验研究寻乌，也是一个有价值的选择。为了增加资料的宽度与深度，在引证石仓经验的同时，本文还会引用一些相关研究以加强论证。

石仓位于浙南山区，山体阔大，山峰高耸，绵延不绝。山间盆地，有溪水流过，溪水两旁，散布着一个个大小不等的自然村。这一自然景观，与上杭、寻乌一带相似。事实上，现居于石仓的阙氏主要是康熙年间自福建上杭迁入的“客家”^[4]移民后裔。他们的原乡与赣南毗邻，他们与寻乌人讲同一种方言——“客家”方言，也与寻乌人有着大致相同的习俗。

简单地说，通过两个虽然相距甚远，但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相似的“客家”族群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