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以土地革命为重要旗帜，因此，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在土地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具体政策也历经变更，基本出发点在于使普通农民尽可能多地获得土地，以实践中共抑制剥削的阶级革命理念，巩固农村中的群众基础。1933年中央苏区大规模的查田运动，首要目标仍在于此。

1933年6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接着召开中央苏区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迅速集中开展。作为一场阶级革命中的阶级运动，对阶级关系作出判断为题中应有之义。查田运动以清理阶级关系为发动理由，其对苏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判断逻辑上必然是紧张和严重的。运动中下发的文件做出结论，指出苏区虽然经过土地革命，仍然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强大势力，这些势力的具体体现主要是“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1]需要在运动中加以摧毁。毛泽东也强调：“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2]

作为运动名义上的领导者，毛泽东这时处境微妙。由于中共中央机关的到来，毛泽东实际已不参加重大事务的决策，他此前的工作也被新的领导层摆在放大镜下加以检验。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刚刚到达苏区，就强调要加紧推进查田，为此，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要求：“田未分好，或分得不好的地方……要马上发动群众，重新分田。”^[3]同时，中央政府土地部组成工作组，开始在瑞金云集区等地开展查田试点。这样的举动，多少体现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毛泽东对此自然心知肚明。因此，6月1日毛泽东在解释开展查田运动的原因时指出，这是由于苏区内部斗争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一些落后地区“远远落在先进区域之后”，这种地方“占了中央区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4]这段话强调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异，潜台词是各地存在的问题主要还在于执行上的偏差。但是，苏区中央局次日发布的决议中则批评道：“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5]中央局对毛泽东丝毫不留情面，明确将过去的土地革命路线定性为不正确路线，这样的态度不可谓不严厉。

在初来乍到的中共领导人看来，此前中央苏区执行的土地政策是所谓“富农路线”，这也成为他们不点名批评毛泽东的重要理由。然而，自从1929年共产国际指责中共六大对富农让步后，各苏区基本都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中央苏区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在当年中共的政治生态下很难会有别的选择。实际上，毛泽东之所以遭受批评，关键不在于他对富农的态度，而是源于其对苏区环境下土地革命极有可能触及中农利益的担忧。在查田运动的动员报告中，他明确提到：“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它，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6]

毛泽东如此重视中农和富农的界限，煞费苦心地在查田报告中提出富裕中农的概念，以此为中农和富农之间增加一个缓冲器，减轻中农有可能受到的冲击，这应该有他深思熟虑的想法。中央苏区土地占有比较分散，阶级分化不甚明显，中共关于湘赣边苏区的报告中明确提到：“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7]江西万安“自耕农占全县人口大半”。^[8]就调查材料看，毛泽东本人对寻乌土地占有状况的调查数据是：公田占40%，地主占30%，农民占30%。^[9]1950年江西的调查结论则显示：解放前夕地主、富农、公田占地“一般多的可达40%，少的15%至20%”。^[10]这些判断，还可以得到更多来源广泛的调查数据的支持：

表1 江西土地占有情况调查

由于土地和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