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土地问题。农村土地概念涵盖范围较广，一般包括耕地、草地、林地、养殖水面用地、农田水利用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为避免在一个论题中将农村土地概念全部囊括进来而造成的主题繁杂或混乱，本文故将研究重点设定为与农民关系最为密切的农村耕地。农村土地既是农民劳动的主要对象、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又是农民利益的核心所在。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的基础制度，其他制度将以之为基础和核心并形成完整的农村制度体系。特定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关系的具体体现，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有力工具和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史是一部不断调整农村土地产权的历史。一般认为，农村土地产权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四权。当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就是通过以上四权的调整而实现的。本文是以皖北的太和县为个案的一项区域研究。对当代中国基层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主要有朱冬亮、董国礼、黄荣华、王安春等一少部分学者。其中，朱冬亮《社会变迁中的村级土地制度：闽西北将乐县安仁乡个案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以自下而上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了安仁乡村庄内部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土地制度推行的影响，以及农民自身怎样看待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董国礼《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1949—1998——以太和县为个案》（南京大学1996年博士学位论文），以安徽省太和县为例对1949—1998年50年间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作了系统的阐述及分析，并将其看作是由制度均衡到非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黄荣华《农村地权研究：1949—1983——以湖北省新洲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以新洲县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地权的变迁入手，并由此考察了农村地权变迁带来的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动、农民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所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王安春《1949年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创新选择——以江西省铅山县为例》（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对1949年以来铅山县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革做了较为详细的评估和分析，并对未来铅山县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及建设目标做了有益的探讨。区域研究的缺陷在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适当地代表整个中国的状况。一个人不可能在一项研究中涉及中国所有地区，中国如此之大，并且由于通信和交通的不便利和不同地区生存环境的多样性，在中国北方观察到的可能完全不同于中国南方，即便在中国同一省份，不同地方的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也极大。因此，本文以太和县为个案的研究只是探求国家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是如何在太和县变为现实的历程，在行文中也会对现阶段太和县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但绝非要得出一个普遍适应性的结论。但本文又大胆地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由点及面的方法，可使本文研究更贴近现实、更贴近农民，从而获得对当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情况更接近真实的认识。

一 太和县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

自1949年以来，太和县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曾经历了三次巨大的变迁和起伏，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结束了土地封建地主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二是50年代中期农民土地所有制改造为土地集体所有制；三是70年代末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农村土地由集体经营向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变迁。

（一）土地农民所有制阶段（1949—1956）

旧中国太和县的农村土地制度并非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的制度框架下，以土地地主占有、佃农经营，辅之自耕农经营的土地制度形态，从历史上看，自明清以来，直至20世纪40年代，其制度特征并无实质性的变迁。1951年，太和县土地改革工作在具有法律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精神指导下，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当时全县设有13个区，174个乡。8月中旬，太和县委组织力量先在李湖、刘楼、杨油坊、中心等4个乡进行土地改革典型试验，是项工作至9月2日结束，积累了工作经验，培训了干部。9月21日，太和县委又举办了500人参加的土地改革训练班，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做好组织准备。太和县全面土地改革运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开展40个乡，投入工作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