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于社会结构或社会阶层的动态研究中，社会流动^[1]理论与方法无疑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分析维度。社会流动是指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地位上的变动，即他们从已有的地位向新的地位的转化过程；是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一个既能绝对也能相对度量（measure）的基本指标，“前者参照的是那些从任何一个阶级流入或流向另一个阶级的比率，而后者参照的是一个阶级成员与另一个阶级流动的相对的机会。”^[2]本文以乡村富农的社会流动作为研究基点，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

其一，在近代社会变迁进程中，富农阶层的地位及其理论认知始终是一个焦点性问题。早在20世纪初就有富农既是“农村资产阶级”，也是封建的“地主化”的认识；^[3]在早期的革命理论中，富农被视为革命的对象，如“在中国革命中，应该联合小农阶级来与地主阶级及富农斗争，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这些富农，就不可避免的变成最坏的剥削者”，而小农“群众都半饿半饱的生活在极小的土地之上”。“中国的富农——大多数是小地主，用更苛刻更残酷的方式来剥削农民的主要群众。”“关于富农问题，是目前的主要理论争执点之一，而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所以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有一部人主张中国革命应该联合富农……富农的地位是受地主阶级的压迫，所以富农必然反抗地主阶级”，反对者则认为“中国富农有他的特殊的性质，这种特殊的性质，使他成为无产阶级的决定的敌人”。^[4]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所“纠结”的任何方面的突破，都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理论认知意义的一种努力。

其二，关于近代富农阶层的研究成果甚多，但多数基于社会分层的固态研究（即关于其阶级属性、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讨论，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共的政策变动研究等），^[5]尚未有从社会流动角度展开的学术探讨。其实，早在民国年间廖士毅已经著文涉及这一问题，提出了“农业阶梯”的攀登说（即社会流动的另一表述）。他根据当时美国学者的理论提出：所谓农业阶梯是解释一个典型的农民，最先从农业工人开始工作，在他的父亲或他人的农场赚取工资，当他已经积蓄了可以自行经营农场的资本时，便攀上了农业阶梯的第二级，变为佃农，继续耕种若干时候，得到充足的资本来买农场，便攀上了自耕农的地位。他认为，“它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具有流动的性质”；“它变动的速率，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许多农业社会学者、农业经济学者常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农民之社会的和经济的地位及其变动情形，借此来表示农业社会中之社会经济的制度”。并以此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动态特征做了概括：即由雇农上升为佃农的有7%的可能性，上升为半自耕农的有1.6%的可能，再升为自耕农的就只有0.6%了。“由此可知我国农民的攀登农业阶梯是非常困难的。”^[6]但是，这一研究取向没有得到继续或被承接下去。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阶级理论的扩展，以及立足于诠释现实政治选择的研究取向占据主导地位，使这一纯然的学术路径淹没不彰，或为主要的因素。因而，借助于社会流动的分析路径，或可以进一步揭示特定历史时期富农阶层的动态特征和一般情状，从而为富农阶层的理论认知和历史定位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系统资料的缺乏显然是研究富农阶层社会流动的最大困难之一。我们尝试借助河北省磁县档案馆藏“四清”时期的《阶级成分登记表》（下称《登记表》）作为参照资料，^[7]结合其他乡村社会调查资料，力求对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做出动态分析。按《登记表》记载的时间推算，户主这一代为40—60年代，父辈应为30—50年代左右，祖父辈为20—40年代。当然这仅是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为便于分析，我们抽取了磁县8个公社50个大队120户富农家庭作为分析样本。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富农”是指土地改革时对农户的阶级划分，这与学术研究中涉及的“富农”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土改时阶级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家庭的经济状况，因而通过阶级成分可以大体把握一个家庭土改之前的经济水平。因此阶级划分中的“富农”，相对而言是农村社会中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房屋、耕畜和其他生活工具的富裕农户。这些登记表“能显示每一个具体家庭从土改前的1940年代初，甚至1930年代以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