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革命前农村社会经济的基本认识与评价中，地主问题一直是持久不衰的关注热点之一。其主要观点，则大致经历了一些阶段的变化。这体现在：从一部分左翼的经济学家开始，直到土改时期的政策宣传，都把地主定义为一个不劳而获、充满血腥和罪恶，因而应被彻底驱逐出历史舞台的阶级存在。类似的认识直至今日，仍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学调查方法的重新兴起和媒介表述手段的日趋多样，也给知识界和社会大众带来了一些视界方面的新变化。一方面，大家了解到，过去的一些恶贯满盈的大地主典型，如刘文彩、周扒皮，其形象中实际有不少成分来自人为的塑造与建构，与真实的历史之间颇有些距离；另一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地主阶层内部是有差别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仍是以小地主为主。他们和普通小农之间，在土地资本、生活状态之间并无太大的区别，并存在周期性对流和易位的趋势。大、中、小地主之间，其革命性以及与农民的关系紧张程度，都不能做等量齐观。^[1]类似这样的观点，因系依据大量翔实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并参考新的口述访问材料作为补充，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以上关于地主问题的讨论中所出现的分歧，恰恰提示了关于这一问题迄今仍有相当的研究空间。

以往基于不同立场角度的论说观点各异，从其资料基础来看，虽然所采择的史料类型已十分多样化，但是土改时期分赴各地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所留下的大量个人总结与思想总结，还尚未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有效资料，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愿意做一初步的探索与尝试：这些知识分子有关土改过程的记述，对于我们认识了解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的一些基本事实，是否会有所帮助？其中关于地主形象的描述，与各种既有的论述相比，在总体上，是更近于作为一种调查研究的结论，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政策宣传？

本文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源自当年抽调下乡的知识分子所留下的汇报总结之公开出版者，如：《土改与思想改造》（皖北文教社编，1950），《土改的经验与心得》（李健民编，1950），《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1951），《从土地改革中学习》（陈体强等著，1951），《我们参观土地改革以后》（天津市土地改革参观团编，1951）等。在各类相关记载的总和中，这些材料也许只是沧海一粟，但从某些方面看仍不失其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例如，从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份看，除少数为高层民主人士或共产党的政府工作人员外，还有一部分工商业者，但多数则是广泛来自文教各界的人士，从理论上讲各自具备一定的观察能力和思想独立性。从总结材料的内容看，他们参加土改的足迹所至，包括了西北、中南、苏南、北京郊区等处，因而在地域分布上也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基于这些材料，本文将围绕当时农村中地主经济的如下问题进行梳理：1.地主的发家原因；2.地主的剥削内容；3.地主有无差别。

一 地主的发家原因

在土改时期的公开宣传中，都否定了通过农业经营和勤俭起家成为地主的可能性。其论证概要如下：1.旧中国的土地占有极端不均和两极分化，地主阶级凭借土地占有制残酷地剥削农民，农村生产条件极其落后，农民自己的劳动价值有限，要想从土地上光靠自己劳动不可能发家上升到地主成分；2.能发展到地主往往有其他原因，如发了横财（农村所谓暴发户），靠政治地位，依仗敌伪实力，靠经商等。^[2]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社会学调查访谈等方式所披露出的关于土改前农村社会生活的许多鲜活生动实例，^[3]以及一些历史学者依据地富家庭购地契约文书或地亩账等材料所做的研究，^[4]都印证了同一事实，即众多无权无势的小地主或富农，有纯粹靠力农致富的可能，或者说一般普通小农有通过勤俭起家上升成为地主的可能。虽然，这样的社会分化方式，从根本上也决定了其规模的有限，多数普通小农家庭都是通过日积月累攒钱购地的方式才逐渐成为地主，且依这样的渐进缓慢方式，同时在小农经济规律的支配和破产威胁下，最终能够突破小农经济的局限成为大地主的也很少，但对于普通小农而言，合法的上升渠道和空间毕竟是存在的。

在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总结中，不仅否定了农业起家的可能性，也否定了农户通过各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