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产生

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市场一直是国家整合乡村社会资源，从而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基层市场是国家和农民发生联系的重要媒介之一。也正因为此，国家权力、基层市场与农民生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进而备受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关于基层市场的研究，形成了诸多的分析框架，如中心地理论、集市周期性与时空协同理论、集市环与等级体系理论等。其中以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作用最为突出，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西方一代汉学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几乎到了凡研究中国市镇史、集市史者都无法回避的程度”。^[1]施氏的集市体系理论不仅包括基层市场社区（共同体）理论和集市层级结构理论，还推导出了一个六边形区域市场结构。^[2]除施氏的集市体系理论外，加藤繁、山根幸夫、弗里曼、马若孟、黄宗智、许檀、樊树志、单强、王笛、王铭铭等众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过讨论，焦点集中于传统乡村社会基层市场的管理、集期、分布等。不过，由于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相对较弱，^[3]因而很少涉猎国家权力在基层市场的运行状况。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农村的技术条件得到了改变，交通和信息的发达也不断将落后穷乡与外部社会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基层市场的运行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权力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市场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市场和国家机器被视为完全整合在一起的行为领域。”^[4]布坎南也强调：“要确保对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做出理性的分析，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要条件。事实上，对政治过程的补充理解，能极大地增强对市场过程的理解。”^[5]这种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释，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无疑更具有解释力。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权力的各类机构就开始进驻农村集市之中，学校、卫生院、农机站、农技站、文化站、畜牧兽医站、法庭等公共服务设施，粮站、供销社和食品站等国家派生机构，使得集市不仅成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信息汇聚和社会交往的中心，而且兼具基层社区行政中心的作用，成为国家政治动员的场域。^[6]国家权力完全控制了基层市场，也通过基层市场强化了对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的管理，进而将农民的日常生活掌握在国家权力之下。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基层市场，学界已有所关注，^[7]但主要集中于集市变迁的历史考察，而对国家权力、基层市场与农民生活之间的作用关系，关注较少。鉴于此，本文以“大跃进”后贵州农村集市贸易的恢复过程为考察中心，^[8]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集市贸易中所体现的国家权力和农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做一点简单讨论。

二 国家权力的介入、集市贸易的兴衰与农民的日常生活

在20世纪的中国，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社会扩张，尤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扩张和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榨取显得更加突出，诚如杜赞奇所言，所有的中央和地区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入到社会基层，不论其目的如何，它们都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9]伴随着国家加速推进工业化，实行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战略。为了推动以赶超欧美为目标的工业化，国家需要从农村汲取资源，并根据这一国家目标进行制度安排。^[10]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集市成为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重要载体，定期集市也随着国家意志和决策的需要，被关闭或开放。

（一）集市贸易的关闭与农民生活的困难

“大跃进”以前，中国农村存在着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公私合营商业、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个体商贩等多种经济成分，多条商品流通渠道，集市贸易也丰富多彩。“大跃进”过程中，国家将非国营商业的多种经济成分，通过升级、合并、关闭等手段，都改造成全民所有制，造成了流通环节的单一化。此外，国家还对农村财贸体制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务包干，即“两放、三统、一包”，将农村基层商业的资金管理权、商业管理权、人事管理权、经营管理权、全部下放给了人民公社，造成了管理上的极大混乱。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年四季都是固定时间上班，有干不完的农活，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同时，人民公社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农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