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界对传统和当代中国乡村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相关研究成果令人瞩目。为了总结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经验，进一步加深和拓展该领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了“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生产·消费·地权·租佃关系学术研讨会”。会议于2011年7月8日至10日在河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河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十多所科研院所与高校的近30名研究近代乡村社会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会议论题集中，与会学者就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地权分配、租佃关系、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变迁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展示了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若干新的理念和观点。

一 理论与方法

郑起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体史观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从整体史观出发，充分肯定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的现有成果，同时指出目前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是抗日战争前的华北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存在低估的倾向，其原因是缺乏整体史观的认识，没有把区域研究与全国研究、短时段与长时段研究、个别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指出，学术界目前仅从总产量、人均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以及技术水平、生产条件、收入水平、劳动分工程度、人均GDP的增长等方面考察农业是否发展，这些都是单一指标，并不能顾及全面的事实。作者认为，应以全面的、综合的、长期的眼光看待近代中国农业的变化，建立一套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农业资源优化配置才是农业发展的综合指标，而农业资源优化首先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其中包括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种植结构、农民饮食结构等方面。关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总体定位，作者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辨析后得出，近代尤其20世纪以来，直至抗日战争前，中国农业生产力始终是在发展的，各项农业作物总产量始终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虽然在这期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个别年头产量有所下滑，但增长的势头始终没有逆转。

马俊亚（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评论时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文中用绝对收入来衡量农家的经济水平，但地区性差异以及不同的人所掌控的政治权力和所处的政治阶层不同，可能同样的收入但最后的购买力却是不同的，所以绝对收入很难反映实际的生活水平。二是关于产业结构优化，手工业增加不完全就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有时候手工业增加可能是农村经济退化的标志，在近代江南地区就比较明显。如，无锡在20世纪20年代，蚕桑业工厂效益很好，蚕茧利润很高，农民不需要自己缫丝，把蚕茧直接卖给工厂就能获利。尽管当时农村没有缫丝手工业，但农家收入很高，农村经济结构非常好。但到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生丝出口量下滑，蚕茧卖不出去，农民在家里自己手工缫丝，收入却下降了。另外，关于农业种植结构优化问题，明清时期江南很多地区是棉七稻三，但在大工业发展起来后，到1930年代时又变为粮七棉三，因为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当工人，农村没有那么多劳动力，手工业没人做了。所以在看农业资源优化配置时要跳出农村、农业来看农村和农业。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对农村造成的影响很大，若单纯从农村看，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但从整个社会看可能又是正面的。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发言中指出，郑文认为1936年定县20家平均总收入高达656.329元（银元），并把它与现在的货币、物价进行了换算，以说明这么高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贫困线。但是，根据他过去对定县200多位老人的采访调查，1930年代定县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普遍非常贫苦的，为什么数据计算得出的结论与对当时农民实际生活状况的定性描述有如此大之冲突呢？这是值得思考的。对此，郑起东回应，定县20家平均收入达到600多元（银元），盈余280多元，但家庭开支很少，才200多元，吃肉量小于123元，这说明决定农民支出的不是收入，但决定生活水平的是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