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城镇化与土地利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已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0年的47.5%，年均增长近1个百分点。一般而言，城镇化的发展途径有外延式扩张与内涵式扩张，其中，内涵式扩张主张从质上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外延式扩张则注重从量上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期阶段，采用的都是外延式的发展道路，因为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都需要一定的空间来容纳机器、厂房、人员等基本生产资料，而这又不可避免地要占用原有城市周边的大量耕地；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后期，采用的则是内涵式发展道路，重视城市自身土地的整理、规划、利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耕地。

但是，中国在城市化外延式扩张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发展观、政绩观的偏差以及体制、机制包括规划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出现了盲目扩张建设用地规模、大量占用优质耕地、浪费土地等问题。在中国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土地资源约束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如何在确保18亿亩（1.2亿公顷）耕地红线的同时，通过统筹城乡土地利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二 中国城乡土地统筹利用适度性评测

（一）理论分析

土地、资本、劳动力是生产的三要素。在经济发展初期，土地的适度“农转非”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一般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适度的土地“农转非”水平会呈现“倒U型”变动趋势。^[1]如图1所示。

土地“农转非”的过度和滞后一般主要是由外生的社会经济变量造成的，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某些地区的土地“农转非”水平偏离了“倒U型”曲线趋势：如果某个地区土地“农转非”的实际水平超过“倒U型”曲线水平一定范围，则认为该地区土地“农转非”是过度的；而某个地区土地“农转非”的实际水平低于“倒U型”曲线水平一定范围，则认为该地区土地“农转非”是滞后的。无论土地“农转非”是过度的还是滞后的，对于正常的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因此，测算土地农转非的适度性是实现土地资源统筹配置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图1 土地“农转非”与经济发展的倒U型曲线

（二）模型构建函数

城乡土地资源统筹配置适度性评测模型的构建要用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在对这一基本公式变形之后，得到如下生产函数：

Y=AK^αL^β

式中，A——效率系数（广义技术水平的反应）；

α、β——资本投入K和劳动投入L的生产弹性，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A在不断地变化。

根据上面的基本公式，我们选用如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中国土地“农转非”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Y_t=AL_t^αK_t^βE_t^γe^δTte^ut

式中，Y_t——t时间国内生产总值；

L_t——t时间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

K_t——t时间社会固定资本投入；

E_t——t时间的耕地面积余额；

Tt——t时间的技术进步（本文用时间趋势来代替）；

ut——随机扰动项；

A——除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土地供给以外的其他综合生产要素；

α、β、γ、δ——劳动力、固定资产、耕地面积的弹性系数以及技术进步率。

具体的计算步骤如下。

第1步：对上述公式取自然对数，得：

LnY_t=LnA+αLnL_t+βLnK_t+γLnE_t+δT_t+u_t

第2步：利用年度数据，通过回归，估计出相应的系数α、β、γ、δ。

（三）城乡土地最优配置实现的条件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土地数量一定时，当在各个行业（区域）之间利用的边际产出^[2]相等时，即MR₁=MR₂=……=MR_j{1，2，…，j代表劳动力的不同使用方向（区域）}，整个经济系统的收益最佳，并且每个行业（区域）的土地使用数量最少。这意味着利用最少的土地数量获得了最大的经济产出，从而实现了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资源配置的均衡。为了便于表述，上述过程用公式表示如下：

F=f（S₁，S₂，…，S_j，Y，K）

式中，F——国民经济生产函数；

S_i——不同年份农村（农业）的土地数量；

Y——其他可变投入；

K——其他所有不变投入。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求解一阶偏导数为零时，各地“农转非”数量满足的条件，计算结果如下：

在满足上式的情况下，土地在不同行业（区域）的配置是有效率的，由于课题研究的是城乡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