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往往被认为是人口、用地和经济、文化模式由农村型转向城市型的过程和趋势。^[1]这一定义仅仅描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现象，但并没有阐明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因。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不同理解，是导致中国城市化道路之争^[2][3]的重要原因。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若城市化道路选择不当，不仅会产生一系列棘手的矛盾和问题^[4][5]，还会阻碍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探讨城市化的内在动因，分析城市化的本质要求与制度匹配，寻找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

一 福利追求与城市化道路选择

城市化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发展方向可预期性的群众性运动，只有使群众获得额外的好处，才能激励群众自发改变生存方式，参与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不仅是群众各种需要升级演化的结果，更是群众各种需要得以实现的手段。只有从群众福利追求的角度看待城市化，方能正确认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选择最合适的城市化道路。

（一）福利追求行为模型

需要具有自演化（self-evolution）特征：当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之时，对更高层次需要的渴求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导致需要层次的自我演化。^[6]需要还具有自实现（self-realization）特征：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满足自身需要是人的本能。需要的层次不断提升，作为需要满足手段的生存方式也不断发展。追求更高水平福利是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也是揭示城市化进程动力机制的突破口。

实现痛苦程度的最小化，是福利追求行为的目标。根据这一假定，构造福利水平（W_t）的函数^[7]为：

其中，痛苦程度 且u=（D-D）²，D为第i种需要的期望值，D为第i种需要的实现值。在第t期，对第i种需要的欲求程度θ为该种需要在上一期被满足程度u的函数。在任一时期，由历史情况决定的各种需要欲求程度（θ）均为外生变量，当期福利水平仅由需要的期望值D和实现值D决定。需要的期望值D由各种人类情感（em）共同决定，需要的实现值D则是福利追求者的各种能力（a）和福利追求者占有的生态（en₁）、经济（en₂）和社会（en₃）环境资源共同决定，即式（2）和式（3）：

D^E_it=D^E_it（em₁，em₂…）　　　　　　（2）

D^A_it=D^A_it（a₁，a₂，…，en₁，en₂，en₃）　　　　　　（3）

福利追求者的福利追求行为可以通过调整情感状态、培养福利追求者能力和积累福利追求者占有的环境资源来实现福利改进，即：

w_t=w_t（em₁，em₂，…，a₁，a₂，…，en₁，en₂，en₃）　　　　　　（4）

福利追求者的情感状态（em_i）、个人能力水平（a_i）以及环境资源占有量（en_i）决定了福利追求行为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福利增进。若所有影响福利水平的因素既定，福利追求行为就不能实现福利增进；当影响福利水平的因素为变量时，至少存在一组均衡解（em^*₁，em^*₂，…，a^*₁，a^*₂，…，en^*₁，en^*₂，en^*₃），使福利水平实现最大化。不同于情感状况和个人能力水平，环境资源占有量是由制度体制所决定的，单个福利追求者作出行为决策时往往将环境因素视为外部给定的条件；只有当多数福利追求者决定变革制度安排时，每个福利追求者的环境资源占有量才会出现显著调整。

（二）福利追求者环境变迁与城市化动力机制

将城市视为非农人口和非农产业聚集区的观点割裂了城乡间的天然联系。城市是“城市—乡村”系统的组成部分，特定“城市—农村”系统是特定生产方式下人类文明的结晶；生产方式的形态决定“城市—农村”系统的形态，生产方式的变革引发“城市—农村”系统的演化。“城市—农村”系统一方面是所有福利追求者共同劳动的成果，另一方面又为所有福利追求者提供一定量的生态（en₁）、经济（en₂）和社会（en₃）环境资源以满足其不断演化的需要。与调整情感状态和培养个人能力水平的较低机会成本相比，环境资源存量调整的成本较高。对“城市—农村”系统给定的环境资源占有量 ， ， ，若 ，i∈{1，2，3}，福利追求者就缺乏足够的激励去调整其占有的环境资源存量。仅当 ，i∈{1，2，3}时，才存在有效激励致使福利追求者试图调整其占有的环境资源存量，形成环境资源存量调整的诉求。

对“城市—农村”系统而言，单独满足某个福利追求者的环境资源存量调整诉求，并不会对系统的正常运转产生压力。但若需要层次的提高是一种普遍现象，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