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是中日两国学者对两个华北村庄进行联合访问调查的记录，这两个村分别是山东省平原县十里铺乡后夏寨村和天津市静海县府君庙乡冯家村。

正如相当于本书前编的《中国农村变革和家族·村落·国家》（1999，汲古书院，以下简称前编）的绪论中早已叙述过的那样，本调查计划的着眼点，主要是在时隔50年之后，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实施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所调查过的村庄进行再次调查，从村民生活变化的视点出发，在村民们自己的证言的基础上，描绘出处在激荡变革中的村庄的50年变迁史，并同时考察华北农村社会和农村变革的特质。此次农村访问调查是从1990年夏到1995年秋进行的，前后大概经过了6年时间。其具体日程如下：

（一）1990年8月，调查北京市顺义县沙井村、北京市房山区吴店村。

（二）1991年8月，调查天津市静海县冯家村。

（三）1993年3～4月，调查冯家村、山东平原县后夏寨村。

（四）1994年8月，调查后夏寨村、沙井村。

（五）1994年12月、1995年2月，调查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

（六）1995年9月，调查寺北柴村。

如上所述，在第一年度的访问调查中，中国方面的研究者已经作了预先交涉，在此基础上，我们在1990年8月亚洲大会召开时，到附近的隶属于北京市的沙井村和吴店村进行了调查。当初的计划是准备对每个村进行两次访问调查，第二次调查主要是为使内容更为充实而进行的补充调查，接着依次将调查地点推移到其他村庄。虽然我们对第二年在沙井村和吴店村进行补充调查进行了准备，但由于中国国内的情况，在1991年夏实施这项调查有非常多的困难，因而不得不紧急改变调查地点，将目标改为天津近郊的农村。为了决定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中有资料记载的静海县的上口子村和冯家村两个村庄中选择哪一个作为调查地，8月12～13日，我们在两个村子各进行了一天的概况调查，结果选择了冯家村为调查地，进行听取调查。由于以上原因，虽然冯家村并不是《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中作为主要调查对象的六个村子之一，但我们还是对它进行了再次调查。

接下来是第三年度，即1993年春，我们按计划对冯家村进行了补充调查，同时对后夏寨村（包含对其邻村前夏寨村的调查）进行了访问调查。之后一直到1995年秋，调查计划大致上都顺利进行了。

将第二年度对冯家村调查和第三年度对冯家村和后夏寨村的调查，以及第四年度即1994年夏对后夏寨村的补充调查合并起来，3年间对这两个村的调查成果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1991年8月13～16日、1993年3月25～29日，在冯家村进行调查活动，对90余名村民进行了调查；对后夏寨村和前夏寨村的调查于1993年3月31日至4月7日、1994年8月13～19日进行了两次，调查了村民140余名。并且，在平原县收集了以反映社会经济关系为主的档案资料。

寺北柴村和沙井村是前编的调查对象，在战前的调查记录中，有关寺北柴村的记载有533页（第三卷），关于沙井村的有802页（第一卷、第二卷），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全六卷中，两个村的资料约占一半。从1940年到1942年惯行调查班也对这两个村进行了反复多次的现场调查，对于沙井村更是到1944年8月仍在进行补充调查。而对于后夏寨村和冯家村，在当时的调查资料中，前者只有167页（收录在第四卷），后者则仅有5页（收录在第五卷），在实地调查时间上，前者也不过20天，而后者仅一天。这种差异，一方面说明当时后夏寨村和冯家村在战时状况下形势严峻，同时也是当时惯行调查班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制约所造成的。

在沙井村、寺北柴村、冷水沟村的惯行调查告一段落之后，为了调查远离大城市的位于内陆的“真正的农村”的习俗，而选择了后夏寨村。据说是由于考虑了村庄的规模、当时的治安状况和交通条件等因素，而从天津和济南之间的德县和恩县周围的众多村庄中选择了后夏寨村。可是，实际上，1942年5月16日惯行调查班一开始着手进行实地调查，就发现附近有八路军游击队出没，“治安”状况的恶劣超出了预想，调查进行了20天左右被迫中断。先于后夏寨村进行调查的冯家村，是因为从静海县新民会的日本人那里得到了“治安没有问题”的保证，才和上口子村一起被选为调查对象的。可是，1942年5月13日赶赴现场的惯行调查班却感到“不知为何总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感觉”、“农民态度冷淡”，因为担心继续调查下去会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