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崛起：程度与态势

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更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学人反复思忖而难以破解的一个谜思。中国经济总量的飞跃式增长，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年间增长40余倍，人民解放军信息化战力的持续提升，萎靡不振的全球经济日益依赖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中旺盛的需求加以提振，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革调整过程中话语权重的上升，中国政府在把握国内经济走势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和发挥的主导性作用，这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很多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手中握有的权力资源的增多，自信心的上升，更为积极与主动的面向、融入世界，并提出自己的诉求和主张。

然而，在另一部分冷静而严肃的观察家眼中，高速发展的中国同时又有着另一重相对黯淡的面貌：“经济层面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工资偏低与消费不足，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市场经济规范化、法制化不足等；政治层面的官员腐败，政治透明度的欠缺，权力运行机制的不规范，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较低水平，官本位的盛行，公众治理与监督的薄弱等；社会层面的道德的整体失序与下滑，公共精神的欠缺，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泛滥，群体事件的增多，刑事犯罪与暴力倾向强化，社会凝聚力、公信力的下降等；环境层面的污染加剧，二氧化碳排放量走高，整体环境赤字加大，资源耗损严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日益突出……”^[1]中国究竟在何种层面与程度上崛起，如果把崛起理解为权力资源与影响力上升的话，那么这种权力资源包括什么？这种影响力是否也存在局限和边际？

（1）中国的崛起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经济上的崛起，同经济领域中取得的瞩目成就相比，政治与军事方面崛起的态势并不突出。

对于GDP总量跃居全球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3万亿美元，2011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2%的中国来说，拥有全球政治影响力确实是司空见惯，名至实归。^[2]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东亚“10+3”等重要区域机制的发起者、倡议者和区域整合的重要推动者，更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的积极斡旋者；中国长久以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宗旨，在对外交往和援助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面临热点地区和复杂敏感问题时，中国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依据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在诸如世贸组织坎昆回合和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等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上，中国坚定地站在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一方；在周边政策上，中国外交以“睦邻、富邻、安邻”为宗旨，在为自身营造安定局面的同时积极带动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政府在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执行力和统筹力、将发展与民生相结合，将区域发展与全局跟进相结合的做法更成为世界在美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效能日渐缩减的大背景下可资借鉴和值得深入探索、发掘的另一种可能的替代性模式。

中国模式、理念、立场、宗旨和政策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打开了宽广的外交空间，并汇聚形成一定的国际政治亲和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但是同西方国际政治大国相比，中国还存在着严重的政治短板。

首先，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导引能力和影响能力还相对有限。从对近年来坎坷波折的中东和平进程、声势浩大的“阿拉伯之春”及其所引爆的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伊朗核问题等全球热点的透视可以看到，对于一系列关键性的地缘政治要冲和战略锁钥，中国在话语权和影响力方面均显得薄弱。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海外的资源投放量和利益关切程度的增大，这种弱势对于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负面影响正逐步上升。

其次，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明显缺乏必要的地缘政治依托。美国以北美自贸区为周边依托，同时在东西两半球有如英、日一般的地缘政治锚点和成熟的联盟关系（北约、美日、美韩同盟），法、德以欧盟作为战略依托，各自有着较为明确的地缘政治经略方向（德国向东南欧、法国向地中海）。与之相比，中国在周边地缘政治战略依托的营造与地缘政治势能的凝聚方面无疑落在了后面。中国周边，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在强国林立的同时，更缺乏如西欧一样立足于观念共识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