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主党2009年上台以来，其对外战略棘手的难题在于如何在中国崛起的东亚国际环境中实现政治大国的国家目标。日本民主党的战略选择是继续维系美日同盟，联美遏制中国崛起的冲击；维系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在经济方面利用中国发展成果和中国市场摆脱经济萧条局面，由此导致了日本民主党政府对华“政经分离”政策。从日本民主党三届内阁的对华政策的演进来看，“政经分离”正在成为日本民主党政府对华政策的鲜明特色。

一 日本民主党对“政经分离”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1996年日本民主党宣告成立，民主党领导人小泽一郎的国内诉求是争取实现民主党与自民党两大党之间竞争和轮流执政的日本国内政治格局，对外“使日本成为世界领导，在外交上实现与国际社会公益相一致的安全、独立”。^[1]在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目标上民主党与自民党并无分歧，区别在于民主党侧重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自信外交，追求与美国平等的伙伴关系，对亚洲邻国的态度相对温和。与始终以美日同盟坚定支持者身份出现的自民党比较，民主党的对外政策理想色彩更为浓重，执政三年现实外交的洗礼使民主党初始的外交理想渐趋褪色，中国崛起因素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

民主党的基本政策认为日本“应与美国建立成熟的关系，同时加强全方位的联系……对于作为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国，我们将从长远角度发展友好、协作关系”，^[2]反映出民主党对中美两大国的基本政策，即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关系的基础上寻求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正是这种政策孕育了鸠山由纪夫政权的对“政经分离”路线的调整意图。

1.鸠山执政时期对日本“政经分离”政策的调整

鸠山由纪夫对美国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认为世界已经迈向多极化的发展方向，应正面看待中国的崛起。鸠山试图通过“东亚共同体”这一区域框架推进建立与中国的全面合作关系，并对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抱有很大的期待，有意调整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政策。鸠山认为“充满经济活力，而且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东亚地区，是日本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空间，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建立覆盖整个地区且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架”。^[3]鸠山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东亚经济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利用这种经济活力使日本摆脱长期萧条的窘境，主导地区框架设定争取实现政治大国的地位。

尽管普天间基地搬迁争议问题主导着鸠山时期的美日关系，鸠山政权并没有全面修正两国安全联系的意图，依旧承认《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外交的基石。^[4]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有针对目标的军事同盟，中国是冷战后两国同盟遏制的潜在目标。鸠山既无法改变美国对中国“接触+遏制”的政策，又无法调整美主日从的畸形结构，他所倡议的中日合作实际上无法脱离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政策，而没有中日互信作为基础的“东亚共同体”，只能停留在理想层面，在美国“重返亚洲”的冲击下成为一纸空文。

鸠山希望通过区域整合框架的建设掩盖东亚各国存在的安全利益冲突，始终回避与中国正面建立新的安全互信关系，导致两国关系的改善流于表面。在“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方面，鸠山的理想主义色彩与民主党缺乏执政经验导致具体合作步骤、措施缺失，限制了中日两国全面合作的展开。美日“普天间基地搬迁”争议主导了日本的注意力，初生的日本民主党政权未能以“东亚共同体”为平台展开中日两国的全面合作，导致鸠山政府未能修正日本对华“政经分离”政策。

2.菅直人执政时期对“政经分离”路线的接受

菅直人执政后对华政策采取了异于鸠山的态度，不再着力创建“东亚共同体”。菅直人出身平民，长年的政治历练使他更多地考虑现实的权力、利益的权衡，而非对理想的追求。“没有其他政治家那样的地盘、出身和经济实力，所以只能敏锐感知舆论风向，捕捉其中对己有利部分获得民众的支持。”^[5]钓鱼岛撞船事件后，菅直人政权全力配合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放弃与中国建立全方位合作的意图，回归冷战后自民党设计的对华“政经分离”政策。

美日“普天间争议”后美国对日本的控制获得巩固，菅直人不再贸然挑战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选择以美国伙伴的身份争取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2010年日本民主党的竞选政纲中，菅直人将深化美日双边关系、按照美日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