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安全对于破解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全球安全形势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崛起伴生的安全困境始终困扰着中国在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重新审视“合作安全”极富启迪意义。

合作安全是“国家间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实现国际安全或地区安全，进而实现各自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手段或模式”。^[1]对“合作安全”做详细阐述的是澳大利亚外长加雷斯·埃文斯。他于1993年在联合国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合作安全是“一种广泛的安全取向，它在范围上是多向度的，在方式上是渐进的；强调在确保而非威慑；包容性而非排斥性；在成员上没有限制；喜好多边主义胜过单边主义或双边主义；不认为军事解决办法比非军事解决办法高过一筹；认为国家是安全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但也接受非国家行为者扮演重要的角色；不特别要求创立正式的安全机制，但也不拒绝；而首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对话的习惯’的价值所在”。合作安全是以相互依存思想为基础，要求以和平方式寻求安全，在安全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之间展开政治和安全对话，其核心有三重含义，即“一是具有包容性，即参入者的包容性和议题的广泛性；二是建立对话的习惯；三是通过合作实现安全”。^[2]

21世纪初东北亚的权力结构和安全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东亚两大结构性因素，中国面临新的安全困境。东北亚地区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嬗变中，如何以一种新型安全模式来确保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合作安全”顺应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适应东北亚地区安全复杂性、多样性、脆弱性的特点，对确保中国的东北亚安全利益具有积极意义和富有建设性的作用。

一 合作安全具有弱化美国对中国战略遏制的效能

（一）中韩合作关系发展对美韩同盟构成了一定的牵制

2008年中韩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中韩两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高层往来。2012年1月9日李明博总统作为新年首位访华的国家元首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两国政府定期交流、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保持良好势头，建立了国防战略对话等重要机制。^[3]2011年1～10月，韩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达到1834.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韩国与中国的贸易顺差392.6亿美元，同比增长5.7%，中国是韩国最大的顺差来源国。截止到2011年10月，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4]2010年两国人员交往接近600万人次，双方互为重要旅游目的地国。中国在韩留学生约7.9万人，韩国在华留学生约6.8万人，双方互为最大留学生来源国。在韩国，孔子学院已开设17所，韩国许多中学和大学都开设了中文课。韩国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人数占全球考生人数一半以上。^[5]

中韩之间共有利益的增多，使韩国在对外政策选择中更多地考虑中国因素，同过去单纯依靠美国来保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相比，韩国增添了政策选择空间，即“依靠与北京的良好关系和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6]美韩同盟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因素使韩国陷入了两难选择。“面对中国的崛起，韩国国内就如何处理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取舍和平衡，成为其战略选择的争论焦点”。^[7]对韩国来说，一方面要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这涉及到驻韩美军的地位问题、韩美同盟作用范围扩大问题等；另一方面，韩国也要同中国保持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必然要影响到美韩同盟关系。日本学者坂田恭代认为，“在有关韩美同盟的走向上，由于中国实力的转变而使南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8]有些美国学者指出，韩国与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关系的价值开始超过美国对韩国的价值，为韩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可供选择的利益中心，可能降低美国在韩国战略计算中的影响和重要性。^[9]韩国两难选择的实质在于如何处理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和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之间的矛盾。要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就必须要保证中美之间能够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由于阳光政策收效甚微和自身经济增长乏力等原因，李明博总统执政后，韩国的对美政策发生了明显改变。大国家党政府竭力修复美韩同盟关系，2008年美韩双方同意建立“21世纪战略同盟关系”；2009年韩美双方再次确认了韩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并决定将韩美同盟关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