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表现出亮色，人们对此几乎没有异议。然而，在这亮色背后，学者们对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存在争议。一些代表性的说法，如“铁公机”和“国进民退”：前者批评政府投资过多集中在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这有利于“保增长”但不利于“保就业”；后者批评政府投资和信贷流向国有企业，并大举跃进资源性、能源性领域，挤压了民间投资空间，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市场化改革的倒退^[1]。当然，也有人并不苟同，认为政府投资并没有挤出民间投资^[2]。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采取了对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不仅保持了经济稳定，而且解决了制约长期增长的瓶颈，促成了本世纪初的新一轮高增长^[3]。

从本质上看，上述争议反映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投资及其不同构成所带来的长期效果，二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评价政府投资及其不同构成的长期绩效需要结合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制约瓶颈进行判断，这给从短期上评价政府投资绩效增添了难度。就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而言，理论表述可分为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两种，实际净效应看两者之间孰高孰低，国内外的文献研究尚未有明确定论。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本章试图分析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政府投资对就业的影响，经济刺激计划拉动就业效应，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 政府投资及其效应

（一）政府投资的角色

从投资主体来看，投资可分为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政府投资，一般是指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形成的资本，承担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功能。与此对应，私人投资是来自个人、企业和社会的投资，大多以赢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由于两者之间扮演不同的功能，有时政府投资也被看做公共投资，而私人投资则被看做民间投资，两者之间关系有时也被看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从投资领域看，政府投资可分布在不同部门或行业。Pereira（2003）把政府投资按照其最终用途分为五类：①高速公路和街道组成的基础设施，②电力和煤气设备、运输系统、机场等组成的基础设施，③污水处理和水供应系统组成的基础设施，④教育、医院建筑物及其他建筑物，⑤保护、发展组织和民用设备。这种分类可概括为对物的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和对人的投资（如教育、培训、卫生等）两种，分别形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两种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现代要素，因而对长期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都具有外部性，存在着市场失灵问题，通过政府干预，可以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实现资源长期动态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政府投资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财政政策手段。按照凯恩斯理论，政府投资和支出是总需求的构成部分，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投资干预经济，促使总需求扩张，维持经济稳定以熨平短期波动的冲击。在遭遇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大规模政府投资不仅可以提振国民信心、鼓舞士气，而且通过强力刺激总需求，防止经济出现大幅度下滑和严重失业的问题，从而稳步让经济从危机的泥潭中摆脱出来，恢复生机，回复到正常的轨道。

从现代增长理论来看，政府投资领域一般具有典型的外部正效应。例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它的发展直接为以此为发展基础的相关产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支持，政府投资扩张对社会投资效率提高具有积极意义，这种先期扩张，往往带来社会投资的繁荣，从而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带来累积效应。政府对教育与科技等领域投资，促进了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是保持长期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源泉。

（二）政府投资水平及其比例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用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按照资金来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分为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和其他等。如果把国家预算资金作为政府投资部分，我们可以观察政府投资用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水平，以及它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变化。

图5-1揭示了1981年以来政府投资水平及其比例变化趋势。如图所示，从1981～2009年，政府投资270亿元上升到9000亿元左右。在绝对数量上，政府投资大幅度上升，2009年是1990年的将近34倍。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4518亿元上升到22.5万亿元，这样，政府投资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