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根据经典的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发展中国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即现代部门用不变的工资率获得源源不断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加速其资本积累过程（Lewis，1954）。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就业压力，则始终充斥着整个发展时期。二元经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按照现行的工资率，现代部门的劳动力需求超过农业部门可以转移出的劳动力供给时，就到达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Lewis，1972）。虽然这个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对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后，一个国家究竟会经历哪些重要的变化，以及面对哪些崭新的挑战，却缺乏系统总结和理论概括^[1]。本文拟通过对中国相应发展阶段的特征化事实的概括，尝试填补这个知识缺口。

像许多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先行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伴随着急剧的人口转变，即从人口再生产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类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类型的加速过渡。自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就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到200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5.05‰。由于这个人口转变过程通常表现为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从迅速增长到逐渐减速的增长，直至停止增长的变化趋势。在高速经济增长方兴未艾，就业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劳动力供求格局必然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中国的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阻碍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的逐步消除，特别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逐步自由化，加快了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进程，顺应了农业份额下降的经济发展规律。城镇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逐步消弭着长期存在的冗员现象，人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市场配置和调节。这正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题中应有之义。人力资本积累步伐加快，继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之后，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扩招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市场新进入者具有大学文凭。表面看来，似乎这是某些机缘促成的偶然性政策调整的结果，其实这个调整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使然。

涉及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以及就业和人力资源政策的上述变化，在总体上讲大幅度改善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面貌，城乡居民就业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上也呈现了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形成认识上的疑惑，即劳动力短缺与就业难现象并存，农民工就业易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并存，以及整体就业形势向好与就业困难群体就业难度加大现象并存等矛盾现象。面对这些矛盾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政策制定者和政府有关部门在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过程中有无所适从之忧，研究者也常常陷入尴尬境地，无法在解释劳动力市场现象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时，保持政策上和理论上的一致性。

在认识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现象时捉襟见肘，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理论上具有一致性的分析框架。占主流地位的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适宜于解释新古典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现象，但无力解释二元经济结构中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现象。而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理论，尽管其在解释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现象的分析力量得到大多数中国学者和政策研究者的认可，却不能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说和分析框架相融合，只能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分析体系。这样，一旦中国经济进入其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二元经济特征与新古典特征相遇之时，上述两个理论分析范例的割裂运用，都难以独自认识和解说特定发展阶段的劳动力市场现象。

本文拟从揭示和分析劳动力市场阶段性变化出发，尝试把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结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考察经过二元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所呈现的新的结构特征。由此概括各个劳动力市场主体对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护的需求，并从中国特色的政府行为模式出发，展示制度供给方面呈现的新特点。在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现阶段劳动力市场问题的性质

中国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的主要表现，是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并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实际上，总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发生在1970～1980年期间，即从5.8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