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我们在赞叹这一成就的同时更需要关注和寻求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曾经是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上的优势来获取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动力。而随着城市工业化的进行所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殆尽，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这时劳动力数量优势将会削弱，同时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也快速上涨。这样我们就无法继续依赖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来支撑今后的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在这种劳动力的供给由无限到稀缺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用劳动力的质量替代其数量优势，并以职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所带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弥补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成为支撑我们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一 劳动力总量与劳动力成本

（一）劳动力总量增长放缓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并逐渐转移殆尽，这时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也发生重要的转变。在刘易斯转折点来临之前，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所以现代经济部门可以雇用到任何数量的其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劳动力数量优势将会削弱。图8-1给出了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总人数的变化。可以看到尽管总的就业的数量始终在增加，但是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却在逐渐放慢。我们还看到中国的就业人数在2008年只比上年增长0.64%左右，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增长率最低的一年。当然其中包含2008年中国遭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导致就业受到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便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我们的就业增长率已经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如在2006和2007年都只增长不到0.8%。

图8-1 就业数量和增长率

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通常会由工业化初期所依靠的要素投入的增加逐渐地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这个过程中会伴随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对于具体的国家而言，其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以及产业结构的类型是与其具体的发展阶段以及和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情况等方面相联系的。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点的国家，其要素禀赋情况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前后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我们的劳动力要素是丰富充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采用使用多劳动少资本的技术结构是符合资源禀赋情况的。正因如此，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其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在这期间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市非农部门流动，源源不断地给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也正是这样，中国制造业在近年来依赖充足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获得了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并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随着中国人口的低生育和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这种劳动力数量的短缺会引起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那么在劳动力供给不再是充分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再依赖劳动的数量优势获得我们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而需要另外寻找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新源泉。

（二）工资快速上涨

我们知道，当劳动力资源并不是无限充足的时候，劳动要素价格就会大幅提高。从图8-2中我们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职工工资水平增长速度非常快，每年都有10%以上的增长（无论是名义增长率还是实际增长率）。我们注意到，工资的大幅度上涨和就业增长率的放缓（见图8-1）在时期上几乎是吻合的，都发生在90年代之后，在新世纪以后就更加明显。其中，工资的快速上涨略微滞后于就业数量增长的放缓，这也就说明了中国劳动力价格的调整是迎合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而逐渐发生的。

图8-2 职工工资水平和增长率

应该说，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劳动数量的变化和劳动力价格的变化会给经济带来多方面的长远的深刻的影响。首先，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使得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产业结构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转化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来适应这种要素资源数量禀赋的变化；其次，工资的上涨改变了资本和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所以企业会采用使用更多资本替代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