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所及，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保持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引擎转到中西部地区。在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之后，经济增长的地区格局有所变化，即在传统上的增长引擎沿海地区经济跌幅较大的同时，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得以保持，从而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就这个现象，有若干点值得分析。首先，中西部地区的外向型程度低，是其得以避免在外部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受挫的重要原因。其次，在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经济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增长的地区格局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了展示这种变化，以下我们比较2000～2007年期间各省份的工业增长率，以及东中西部三类地区之间消长趋势。

图9-1给出了2000～2003年和2003～2007年分地区工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速度^[1]。在2000～2003年期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8%，高于中部的13.3%和西部的15.3%。分省来看，东部地区省份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相比中部和西部而言普遍更高。但是，2003～2007年期间的状况与2000～2003年完全不同。在2003～2007年期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3.6%，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分别迅速提高至24.1%和26.3%，都超过了东部地区。分省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的增长速度有了大幅度提高。

图9-1 分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作为这种工业乃至经济增长速度的地区趋同结果，在改革开放期间地区差距持续扩大之后，地区发展水平的趋同趋势已经呈现。也是以2003年为转折点，此前的1998～2003年期间，分省人均GDP计算的基尼系数趋于稳定提高，未加权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从1998年的0.319提高到2003年的0.341，经过人口加权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同期从0.255提高到0.283，都在2003年达到最高点。此后，未加权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341下降到2007年的0.305，经过人口加权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同期从0.283下降到0.265。

可见，近年来中国工业地区分布格局的变化倾向，可能会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以及应对危机的调整中得到强化。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乃至地区经济面临着一个赶超的机遇。在改革开放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东部沿海地区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增长格局，可以被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所替代。但是，这个地区增长格局具体会以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发生，中西部的机遇需要以何种发展方式才能有效开发，政府发展政策如何才能做到顺势而为？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借鉴适当和有效的经济发展理论框架，并通过经验分析给予回答。

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表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同时，中国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以及一个突出的经济增长故事，既在许多方面与经济理论相符合，又有诸多自身特色，现成理论难以解释。此外，正如许多研究所发现的，在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与否，遭受冲击的程度如何，如何应对以及能否化危为机，归根结底是与该经济的长期走势密切联系的。因此，本文将综合运用经济发展理论框架，结合中国经济特点，对工业重配及劳动力布局趋势进行观察，并尝试提出政策建议。

二 中国的大国经济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在各国往往遵循着一些共同的规律，从而表现出类似的发展轨迹，但是，国家之间的差异也是巨大的，呈现发展道路的诸多变种。导致国家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的区分。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在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的区分中，经济规模固然是重要且有意义的，而且规模是与我们关心的诸多独特性质密切相关的，然而，规模本身并不是我们进行这种划分的要点。本文采用一种非传统的方法进行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的区分。

小国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其资源禀赋结构乃至产业结构的同质性。由于不存在系统的生产要素流动障碍，因而没有持续存在的地区资源禀赋结构差异，或者这种差异在发展过程中很快就消失了。因此，全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因其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或相对稀缺性，而在某个或某些产业上获得比较优势。一旦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经济从整体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由于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生产要素的流动遭遇到系统的障碍，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结构差异巨大，长期无法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