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人们通常在一般规律上了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份额下降和劳动力部门转换的现象及其必然性。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人们对于这样的转变实际上是怎样表现的，每个阶段会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哪些变化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哪些标志可以用来判断根本性的变化，却不是认识得十分清楚。首先，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解说和预测不尽相同，观点莫衷一是。例如，刘易斯从其做出转折点描述和判断的意义上，说明他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持续并且单向的过程；而托达罗则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看做可以是一个有来有去的双向流动过程。其次，先行国家和地区中不同的时期实际表现各异，似乎看不到完全相同的变化轨迹。第三，中国的变化十分迅速，如果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往往使人在认识上应接不暇。此外，诸如中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等传统观念，也常常干扰人们从新的角度去认识新的情况。

不过，中国长期以来的劳动力转移路径及其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及其转折点的描述十分吻合，启发我们可以把相应的理论概念借鉴来比照中国的实践。虽然中国的人口转变因其受政策的影响而完成得较早，但是，其产生的人口结构改变后果，却恰好验证了刘易斯转折点的主要特征^[1]。刘易斯在对日本转折点做出判断时，就把生育率的下降作为一个重要观察点（Lewis，1958）。由于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都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且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通过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Cai and Wang，2005）。然而，目前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全部来自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预计到2015年转为负增长。相应的，人口抚养比也开始大幅度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消失。目前出现的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和经常性的民工荒现象，就是这种人口结构变化与高速经济增长保持对劳动力强烈需求之间产生矛盾的体现。

上述人口转变的趋势也反映为外出农民工的增量已经开始逐年减少。虽然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人数从2000年的7849万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1.4亿，但是增长速度却已经显著地降低。另外，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就业总量却继续增长，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见表11-1）。如果我们把城镇就业增长趋势作为经济增长对于劳动力需求的显示性指标的话，则意味着不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具有其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关系上的根源。对于二元经济发展来说，这种新趋势虽然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枯竭或者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但却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即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2]。

表11-1 农民工与城镇就业的数量与增长速度

以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里程碑，从理论的角度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终结并揭示其相应的政策含义，有助于我们认识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领域。而农民工无疑是这个理论认识和政策关注中的一个主题词^[3]。可以说，农民工的地位和身份如何变化，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前景。在2030年之前的20年中，中国人口转变的后果将进一步显现：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2030年前总人口将达到峰值。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依靠丰富而便宜的劳动力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应对这些重大转变带来的挑战，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并未雨绸缪，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保持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

本文的以下部分是这样组织的：第二部分揭示作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中，已经日益显示出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越发确定。第三部分讨论“托达罗悖论”的政策含义，指出继续目前农民工“有来有去”的模式，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已经没有合理性，而从社会发展方面更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恰当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按照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推进城市化进程。第四部分讨论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中，或者更一般地说，把他们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对象的迫切性和可行性。最后部分对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做简单总结。

二 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

虽然刘易斯转折点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黑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