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快以及人类活动的重要影响，并预测了潜在的灾难性结果，自然科学家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如果要等到获得了百分之百的证据，事情将会不可逆转，无法挽救。因此，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各国需要采取的行动，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和国际谈判的焦点（参见Stern，2006和Garnaut，2007），中国政府也明确了积极应对的国家态度，在学术界亦形成一些研究成果。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之所以成为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在于它构成与经济增长以至就业增长的替代选择（trade-off）。在中国，大多数研究和普遍的关注点是减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就业的关注则不够。原因大概包括两点：第一，人们以为就业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因此，关注了增长就等于关注了就业。第二，长期以来形成的单纯追求GDP的观念，使得就业问题没有获得足够高的优先序，因而在减排的讨论中被忽略掉了。其实，在讨论减排问题时，就业的考虑应该具有高于GDP的位置。

首先，从民生优先的目标出发，减排对就业的影响，决定了减排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中国的最重要国情是劳动力丰富，保持某个特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持就业的稳定增长。而GDP增长率的下降，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就业损失。虽然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任何对于就业的冲击，都会直接表现为对城乡居民收入的伤害，都会扩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矛盾。

其次，依据于既定的减排目标，在以GDP为参照系衡量减排成本时可能无法接受的情况下，一旦以就业为参照系衡量，或许成为可以接受的。这是因为在GDP与就业的关系上，有诸多文章可以做。换句话说，由于目前就业扩大与GDP增长之间尚未达到最佳的同步，可以在减排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而以同样的GDP牺牲换取尽可能小的就业损失，进而降低减排代价。

许多文献尝试证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乃至就业扩大并无矛盾，甚至可以获得双重红利。但是，这些研究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进行的总结或模拟。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特定的情形，获得减排和就业双重红利必然是有条件的。

首先，中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减排的内在激励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尝试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人均收入与排放之间的关系，刻画中国所处的阶段。由于统计资料中没有直接公布本文采用IPCC（1995）提供的CO₂排放量估计方法。一个省的全部CO₂排放量估计值是基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和燃料中碳被过分氧化的部分进行估计的（都阳、陆旸，2009）。

图14-1和图14-2分别显示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全国和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情况。这里我们估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意味着我们接受任何关于这个概念背后的理论含义或政策结论，只是为了表征中国在排放问题上可能受到的发展阶段制约。

图14-1 中国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

图14-2 中国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

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减排的内在激励相对不足。例如，中西部地区仍然处在高速增长的起步时期，其资源禀赋特点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重化工业在这些地区超前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距离环境库兹涅茨转折点较远这个发展阶段特征，也决定了中国在减排技术上的差距较大，短期内无法以这类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国外相关技术的获得取决于国际协议的结果。

其次，中国特有的能源结构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增加了减排的特殊难度。在不同的国家，能源使用本身的清洁度是有差别的，直接影响到节能、减排的路径和难易程度。由于资源禀赋和历史的原因，原煤在中国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高达76.6%。煤炭使用是污染气体和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因素，而改变这种能源结构加大了减排的难度，涉及的调整范围也更广泛。

再次，中国经济增长较高的对外依赖度以及出口产品较低的增值率，加重了减排的就业成本。虽然2007年中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与GDP的比率高达66.8%，其中出口贸易依存度为37.5%，但是，由于出口行业的增值率比较低，从增加值的意义上，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根据估算2008年只有10.1%（Cai，Du and Wang，2009）。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