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由此构成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最大挑战：外来农民工如何融入社区。而近几年来，农民工呈现家庭式迁移，其需求已不再局限于劳动权益保障，而是涉及就业、居住、教育、健康、安全等作为社会人的全面需求。对农民工的服务创新实际上已不再只是满足农民工的服务需求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民生的稳定发展，针对该问题的服务模式的探索，意味着中国社会服务管理改革的关键跨越。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之外，创新出多元而灵活的社会组织专业服务模式，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建设乃至中国能否实现和谐社会的挑战。而社会服务模式的创新单靠国家或市场是难以完成的，它需要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共同协作。

基于上述认识，2003年春天，为了更好地探索社会服务模式创新，开展志愿服务，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协作者）成立。

基于相信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区人群具有团结互助、自我解决问题、谋求幸福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北京协作者以“团结协作助人自助”为服务理念，致力于通过开展社区发展、能力建设、政策倡导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使社区困难群体尤其是边缘农民工，在参与服务过程中，逐步由受助者成长为助人者，身体力行倡导城乡社区融合，促进城市化和谐发展。

北京协作者以农民工综合服务为切入点，探索社会组织服务实践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创新。

一 以个案为中心，以服务对象需求为本，自下而上开展专业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建设

社会组织注重自下而上的以服务人群需求为导向的项目服务模式，构成与社会工作“个别化”原则的交集；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的服务必然地要受其人力、物力、性质的限制，一个组织可以帮助一个农民工，但如何扭转千万个打工者的前途命运？工作的意义又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协作者采取了以个案为中心，以个案创立可借鉴模式的工作方式。而这也恰恰与社会工作“个别化”原则一致。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协作者的个案。

在浙江永康打工的湖南小伙子小杨，在工作中受伤被机器切去四根手指，老板没给任何赔偿还炒掉了他。小杨不服，把老板起诉到法庭。一审判决极为不公，只判老板赔偿小杨两万元。小杨再次上诉，但一年多的官司，没有收入没有住所，也看不到前景会是怎样，小杨对整个社会失去信心，买了炸药要与老板同归于尽。

一个偶然的机会，小杨了解到北京协作者，决定在与老板同归于尽前先看看协作者是怎样的一个机构，于是拨通了协作者的服务热线。

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协作者通过电话先劝阻他不要采取极端行为，同时也告诉他协作者愿意和他一起再通过法律途径做些努力。之后协作者专门就小杨的情况进行专项讨论：事情紧急，人命关天，又鉴于小杨在失望中很难控制自己，协作者决定动员他来北京到协作者住些日子，大家一起想办法。几次电话沟通、书信往来后，小杨于2005年5月第一次来到协作者。

协作者协助他找律师论证，联系媒体，做心理调适，开始了系统的个案辅导工作，但更多的时候，递上一杯水，一碗热饭，让这个疲惫的身躯有一个休憩的家园。和协作者生活了一个多月后，他准备再次返回浙江，向省高院提起申诉。他要离开协作者的那晚说：“以前自己一直认为世界上好人多，要相信正义的力量，工友说我脑子有病，我绝望了……谢谢你们，让我找回我自己。”

2006年底，小杨第三次来到协作者，这次我们谈的不再只是他个人的案子，还有他鼓励、协助他的工友讨回工伤赔偿2万多元的案子。我们鼓励他积极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2007年初，小杨给协作者工作人员手机发来短信：我的案子判下来啦，正在执行中。我现在慈溪一家工厂做工，挣点钱以后开个小食摊，你看怎样？

协作者的个案工作，是隐含在协作者每一个工作人员每时每刻的行动中。当受工伤的小杨从浙江打来电话我们接听时，当小杨来到北京协作者的小院与我们同吃住时，我们吃饭时的聊天、谈他的案件时的争执……每时每刻都是个案进行时。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无法根据书本上那些来自西方有关个案的理论进行分析，也没有明显的接案、辅导、转介或结案的过程，但协作者的实践在于，这是一个“适合小杨需要的服务”。协作者在接到小杨电话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把与小杨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