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慈善思想

慈善事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王朝均有救助鳏寡孤独及贫病废疾之人的举措。沿至明末清初，民间社会主持的慈善活动逐渐兴起，慈善团体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不仅机构种类繁多，且活动内容丰富，在维持社会生产、秩序和救助贫困弱势人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兴盛，得力于多种因素，尤其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思想因素分不开，可以说，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儒家仁义学说、佛教因果报应说与慈悲观念、民间道教的劝善思想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一）西周以来的民本主义思想

顾名思义，民本主义即是以民为本的思想。民历来就是作为君——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概念而存在的。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民的作用就逐渐为统治阶级所认识。商朝开国之主成汤对民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采取“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的利民、保民之策，从而得以笼络民心，取代夏朝。周文王也“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周朝建立后，更加重视民众的作用，提出“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1]，注意采取惠民保民措施，推行包括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的“保息”六政。

后世的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也从“民为邦本”的指导思想出发，强调赈贫恤患、救助老幼孤寡的重要性。管仲辅佐齐桓公时，为达到笼络民心的目的，提出“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兴德六策指“匡其急”、“赈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遣之以利”及“宽其政”。其中，“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赈其穷”则包括“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等内容。^[2]九惠之教指“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和“接绝”等九项惠民之政。管仲认为，实行上述政策，百姓就能得其所欲，接受统治者的统治，使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也即是说，慈善事业的施行，与国家的治理振兴有直接的关系。管仲相齐达四十年之久，这些主张显然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齐国之所以能称霸诸侯，当与管仲推行的以慈善救济为主要内容的爱民、惠民政策密不可分。

至战国时期，孟子对西周以来的民本主义思潮做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提出“君轻民贵”的口号。民本主义成为早期儒家仁政学说的基石。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后，历代皇帝在赈贫恤患方面亦多有作为，如汉文帝和汉武帝都曾赏赐鳏寡孤独财物，南朝梁武帝要求官员赈济不能自存的孤老鳏寡。虽然这类举动还带有临时救济的性质，但已经形成一种传统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在宋代以后，还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中国古代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二）儒家仁义学说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爱人”又是“仁”的基本出发点。以此为基础，孔子主张“养民也惠”，要求统治者施行惠民政策。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说，把“仁”和“义”当做基本的政治范畴和道德规范，把施行仁政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3]在孟子看来，人生来就有善性，这种善性以“善端”的形式存在于人心之中。他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是仁的根本。而这种所谓的“恻隐之心”，无非是指人类情感中的同情心、怜悯心和爱心。这与西方思想家强调的“慈善”的含义是一致的。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出发，孟子完成了从道德到政治的推导，指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4]即是说，君主有了“仁爱之心”，方能施行仁政。这种仁政当然包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慈善活动。

在儒家学说描绘的“三代之治”理想蓝图中，同样含有慈善救助的内容。《礼记·祭义》把三代时“先王之所以治天下”的表现归结为五点，即“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历代贤明帝王和志士仁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