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耕地资源状况、人口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着耕地生态建设的进展和方向。耕地生态建设提出的背景始终是：提高耕地粮食产出水平、稳定和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和防止耕地退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耕地生态建设可以分为3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开垦荒地增施肥料以提高粮食总产量；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中期，调整农业用地结构，促进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前10年，管控耕地数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以及实施不同的项目工程，中国耕地生态建设取得了全国粮食总产量和单位耕地面积产量在波动中增长、耕地数量稳定和土地退化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的成效。目前，在生态文明方针的提出和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加快的背景下，耕地生态建设已开始步入一个重视耕地质量和生态功能与价值的崭新时代，并将面临着耕地农业利用与非农占用的冲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实现机制创新和耕地土壤环境问题的挑战。

一 耕地生态建设的提出

耕地的生态建设，是指按生态学原理使耕地利用和保护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优化。我国耕地生态建设的提出，与耕地的自然属性和各时期农业发展政策相联系，直接的目的是：提高耕地粮食产出水平，稳定耕地数量，改善耕地质量，防治耕地退化。

（一）提高耕地粮食产出水平

为了提高粮食产出水平，必须开展耕地生态建设，尽管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耕地生态建设的内容存在差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耕地生态建设始终以提高粮食产出水平为目标，保护耕地始终是增产粮食的基础，解决“粮食问题”和实现“粮食安全”始终与耕地利用相联系。1949～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1318万吨增加到30776.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从209公斤增加到319公斤；尽管这一时期粮食总产量有很大增长，但并未扭转中国粮食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1979～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33212万吨增加到58957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从343公斤增加到424公斤；满足了快速增长的人口吃饱饭的问题，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均呈波动中增长态势（见图1）。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是中国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

图1 1949～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

（二）增加和稳定耕地数量

耕地的基本特征是数量的有限性，耕地数量是粮食总产量的决定性因素，在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增加耕地数量和控制耕地数量减少是不同时期耕地生态建设提出的重要背景。尽管从理论上讲，粮食安全可能与耕地数量脱钩，但面对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耕地保护不能放弃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耕地数量保护始终具有重要地位，切实保护耕地数量始终是我国耕地生态建设中的重要方面。

1998年以前，我国来自统计口径、农业和土地部门的耕地数量数据存在着很大差异。为了弄清耕地变化的真实情况，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利用不同渠道的、可获得的数据，对1949～1998年我国耕地面积数据进行了修正和重建。^[1]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全国统计口径和重建数据的耕地数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为前期增加而后期下降趋势；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全国统计口径和重建数据的耕地数量变化为相反趋势：统计口径为波动下降趋势，而重建数据为增加趋势；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两种来源的耕地变化趋势相同，均为波动下降；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的前10年中，经历了快速下降到逐步趋于稳定的过程（见图2）。

图2 1949～2011年中国耕地数量变化

（三）改善耕地质量

耕地质量变化对粮食单产具有重大影响，改善耕地质量的核心是改善耕地的土壤质量，包括提高土壤肥力水平和改善土壤理化性质，这是耕地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提高土壤肥力水平和粮食产出水平，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化肥的推广施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业化肥施用量从1952年的7.8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5704万吨，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从1952年的每公顷0.6公斤增加到2011年的每公顷469.9公斤，呈现持续增加趋势（见图3）。虽然化肥的施用促进了粮食增产，但最近十几年来出现了过量施用现象，对农业生态系统和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图3 1952～2011年农业化肥施用量和单位耕地面积施用量

（四）防治耕地退化

耕地退化包括耕地沙化、盐渍化、潜育化和水土流失。20世纪50年代，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为150万平方公里，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