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2日，在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指出，在中国农村进入新一轮改革发展的今天，中国政府又作出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战略决策，决定把25亿亩集体林地承包到户，实现山有其主，必将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耕山致富的积极性，实现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

但是，如果我们用生态的眼光来看，用农民权力的眼光来看，集体林权改革是不是真像想象的那样，会成为一个既保护生态又实现农民增收，既保证中国林业产品的供给，又为未来生态复原奠定基础的美好政策呢？

一 从河南偷树狂潮看中国森林危机

河南南阳市桐柏县，近几年来偷树之风横行。松树被偷，主要卖到平顶山市做煤矿巷道的支撑木；栎树被偷，主要卖到湖北一带做种木耳的基材。桐柏周围的县市，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源头地区，是淮河的源头地区；南阳市近年来一直呼吁要“生态立市”，而桐柏县是“国家绿色先进县”，生态是当地最突出的政绩。然而，面对这样汹涌的偷树狂潮，当地政府却制止不力。^[1]

偷树狂潮直接损害了林业承包大户或者经营户的利益，许多人虽然拿着“林权证”，但一点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树被偷光。同时也损害了当地的生态利益，当地的森林质量严重下降，由于大一点的松树都被偷走，原有松林的郁闭度严重下滑，森林正在退变为稀林。河南南阳的林业状况其实是中国当前森林形态的一个缩影。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思路来自农村。由于这一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农业生产力，带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政策制定者认为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释放“林业生产力”，刺激农民的致富能量和生态保护能量。

但是，森林与农田是不同的。农田从农业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功能单一的，其目的是为了某种单一作物的生产。为此，要把其他生物全部压制、杀灭和拔除。而林业本来就具备多重效益，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功能。因此，与农业不一样，林业自古以来就属于公共事业，在实行私有制的中国古代，山川林泽均属公共所有，私人能够占有的只是农地。用农业改革的方法去推导林业改革，以农业的方式来经营林业，使林业完全“农业化”，是用单一功能区的思维去经营混合功能区，实际上是犯了农业病，或者说是犯了经济病。

30年前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困难和机会都让渡给农民，让饱受重创的农民带伤前行。问题在于，农业或许可以带伤前行，农民或许可以带伤前行，但中国的森林生态系统，还有可能带伤前行吗？

二 令人担忧的“全民种树运动”

近60年来，中国的森林面积似乎在扩张，但同时，由于过度重视人工种植森林，导致人工纯林的面积越来越多，天然森林的面积越来越少。一片森林要想有好的大树，至少要有几百年很少经受人类的干预，或者人类的干预不至于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但60年来，中国这样的森林日益稀少，根据一份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国土上未受人类干扰的森林，只有5万平方公里左右，是60年前的1/50左右。^[2]

人工林正在全面快速地替换天然林，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森林质量。虽然有的林业工作者不喜欢听“森林质量”这个词，而热衷于统计绿化面积和森林覆盖率；但如果森林像麦地一样被频繁地收割和种植，这样的森林是不可能成长出自然基因丰盛的大树的。富有自然天性的大树越来越少——中国正在成为没有大树的国家。

一些除了山和田没有其他资源可利用的地区，天然林的替换是最为剧烈的，比如福建的北部山地。按照统计数字来看，福建是目前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方，但1980年以来，由于农村“自留山”运动的发展，当地农民高强度地开山地和丘陵种水果，把村庄周围的天然林几乎全替换为果树林、毛竹林、松树林和杉树林。除了在自然保护区，福建已经很难见到天然阔叶林。因此，福建正在成为没有大树的省份。

这不完全是因为我们不重视自然保护，而是因为我们简单地把自然保护等同于“植树造林”。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林业工作人员为了自身利益或者部门利益，甚至可以把一片长势非常良好的天然林鉴定为“宜林荒山”，将其砍伐后种上各种经济林。而经济林也可算为森林覆盖率。无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