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法治是在彻底摧毁国民党政权旧法统的前提下，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法制模式建立起来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曲折发展，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六个时期。

一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法制建设

1.新中国法制奠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4年9月“五四”宪法颁布前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宪法颁布前，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时期。新中国建立初期，法制主要起着维护新生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阶级敌人的作用。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宣布“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为依据。”这一规定，为彻底废除国民党政权的伪法统、六法全书及其立法、执法、司法制度，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新中国的法律体系及其立法、执法、司法制度，廓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第17条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这两个宪法性法律及其他相关法律，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律制度的基础。

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斗争及其法制建设的需要，国家确立了政权过渡时期“多元性的立法体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根本法；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法令并监督其执行；政务院有权颁布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废除或修改所属各部、委、署、院和各级地方政府与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务院的决议、命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议案；根据地方政府组织通则，大行政区、省、市、县的人民政府委员会可制定法令、条例和单行法规，民族自治机关可制定单行法规。

据统计，1950～1953年，中央共立法435件，年均立法109件。地方立法虽无全面的详细统计数字，但从若干省份的立法情况可见一斑。1950～1953年，浙江共制定暂行法令条例和单行法规653件；1950～1954年，内蒙古制定各种条例和规范性文件368件；1950～1954年9月，上海制定暂行法令条例和单行法规799件。^[1]

新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同新生人民政权一起建立的。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署长。10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举行成立大会，沈钧儒、罗荣桓分别就职。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等法律，规定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体制和职权，开始自上而下地建立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体系。

基层选举工作于1953年3月开始，到1954年5月胜利完成。到1954年8月，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建立。“除台湾省尚未解放外，我国人民已经在25个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地方、昌都地区，3个直辖市，2216个县和相当于县的行政单位，163个市，821个市辖区和224660个乡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此外还建立了65个县级以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2]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年中，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就，使人民从未享有政治权利的地位转化为国家的主人、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管理自己的国家。

2.社会主义法制创立：“五四”宪法颁布至1957年“反右”运动前

1954～1957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创立时期。这一时期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3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任委员会主席，朱德、宋庆龄等32人任委员。1954年9月15日，宪法草案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为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宪法基础，标志着新中国法制正式建立。

（1）开展立法工作。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明确指出全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