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的定义是这样的：我们所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以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为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的后来的那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这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界定。本文拟在回顾近6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进的基础上，阐述其发展态势，前瞻经济学现代化以及如何超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第一节 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演进阶段与若干倾向

新中国60年，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中外经济实践为实践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对高绩效的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经济智慧，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学派”色彩的系统经济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发展创新与若干不良倾向是并存的。

一 新建阶段与“仿苏”倾向

这一阶段的历史跨度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1949年10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然而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其中并没有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但此时苏联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初步勾勒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框架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于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便成为新中国模仿的对象。

与实践相一致，在经济学上也开始模仿苏联。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版出版发行。1959年，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版出版发行。这两本书的发行对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当时的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自己的理论，因而这两本书便被当做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教科书”而被顶礼膜拜。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高等院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是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本体系，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将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拒之门外，而照搬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苏联范式”的经济学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经济思想与苏联经济实践的一种综合，有其相当的科学性，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但也有一些误点和局限性。

在这一阶段，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因此，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也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局限。这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相对忽视生产力的研究；否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忽视定量分析等。尽管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具有这些局限性，然而它毕竟指导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而且在理论上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及基本概念和范畴。所以，从这一层面来讲，在新建阶段中尽管有“仿苏”倾向，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而且，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谈话要点》及有关价值规律等论述，陈云同志在1956年9月提出“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观点，以及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和孙冶方的价值规律思想等，均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试图用自己的理论来指导或影响我国经济实践。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我国陆续编写和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充分体现了“苏联范式”与当时中国特色的混合。其中包括1958年及以后萌生的某些极“左”思想和政策。

二 “革命”阶段与极“左”倾向

这一阶段主要是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都出现了不少失误。在“四人帮”的干扰下，经济工作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经济理论服务于政治运动的需要。尤其是在“四人帮”授意下搞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以“大批判经济学”的极“左”面貌出现，将许多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做法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大加批驳，将按劳分配说成是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将当时并不存在的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资产阶级作为经济学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