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她的60岁生日。看一下图17-1所显示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很容易把这60年分成1978年前后各30年的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平均增长速度并不低，达到6%以上，但是却大起大落，既有增长20%的年份，也有倒退近30%的年份。在第二个时期，尽管增长速度也有波动，但从来没有出现负增长，且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而且，第一个时期的增长速度有人为成分在里面。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产品的价格被人为高估，而那时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重工业。因此，如果使用1985年轻重工业的价格比例重新估算第一个时期的GDP，则这个时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就要降为4.5%（帕金斯，2005）。

中国过去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原因何在？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本章的目的不是对这些原因进行完备的分析，而是着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一些备选的答案。本章的核心思想是，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中国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有关。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犯了许多错误，有些甚至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可以放开手脚建立工业生产能力，并大力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医疗水平，从而为后30年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了这些准备，再加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使后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但是，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什么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本章认为，这里的原因还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平等的社会结构。由于社会中不存在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利益集团，政府才可能有选择地采纳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又可能拉大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这可以解释过去30年高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的现象。

图17-1 中国GDP增长速度：1953～2008年

本章的结构如下。第一节回顾前30年在社会平等和能力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讨论这些成就对后30年经济起飞的贡献。第二节首先讨论后30年经济起飞的经济学原因，然后引进中性政府的概念，解释中性政府如何保证了政府可以采纳选择性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第三节则把中性政府的由来和平等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并探讨如何继续保持政府的中性这个问题。第四节总结全章。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平等和能力建设

20世纪中国完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那场战争让中国走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反帝过程中，我们确立了民族国家认同；在反封建过程中，我们完成了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各种元素混杂的五四运动，再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尽管它们在表象上具有不同的目的和意识形态追求，但它们的共同作用完成了中国的伟大社会革命，其结果就是一个在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下的平等社会。到了1950年代早期，尽管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政体完全不同，但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方面，两者惊人的一致。在农村，两岸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遗愿；在城市，中国大陆没收了官僚资本，但保留了民族私人资本，中国台湾则没收了日本殖民者的资本，但也保留了私人资本。两岸社会都被均等化了，其结果是，两岸都可以放心地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政治学者Woo-Cumings认为，中国台湾和韩国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就了经济奇迹，这与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对两个地方社会精英的限制有很大关系。日本殖民者之所以限制社会精英，是因为社会精英更可能具备民族意识并组织反抗。然而，“这个过程具有强有力的均等化效应，使得（这两个地方的）收入比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平等，从而为有效的干预型国家的确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给了它们相对自由的手脚去建立它们认为合适的发展同盟。”（Woo-Cumings，1997，第331页）这个论断也适用于中国大陆。对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而言，我们还可以加上土地改革的均等化效果。两岸政府可以放开手脚搞发展的一个例证是，两岸都建立了国有企业，都通过从农村提取剩余加速工业化进程。在中国大陆，1953～1978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资本累积至少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武力，2001）；在中国台湾，1951～1960年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贡献了25%的资本积累（Lee，1972）。

两岸的分野发生在1956年。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