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和速度，这一变革是基于全能型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控制的松弛和失效的前提下发生的。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在两个层面上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亦即“全国一盘棋”式的国家集中控制社会经济活动的弱化，及其对应的以地方自主权和私人所有权的发展和增长为基点的市场秩序的扩张。就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1978年是一道分水岭，此前的以计划指令为核心的“一制一式”的发展模式，与此后的以市场调控为基础的“一制多式”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分权化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各类经济发展模式的涌现成为中国经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个性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场域中，各种产权主体以一种自为状态进行运作和博弈，由此形成了各种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是地区、行业、产业、企业差异性，以及改革发展方式多样性的具体体现。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使经济发展进入“模式中国”时代。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模型

一 模式与发展的理论视角

20世纪60年代以后崛起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促使从模式角度研究经济问题成为一门“显学”。模式经济学及其现实意义引起了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就引起了斯蒂格利茨的高度重视，他认为中国经济模式将使全世界受惠。^[1]在备受世人瞩目的整体性“中国模式”内部，各种风格迥异的地域性和行业性发展模式以“井喷”的形式出现。模式及模式经济学的发生，既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经济发展，也引起了相关理论研究范式的变化。

模式对应的英文名词是“pattern”，在汉语中有模型、模特、典型和样式之义。在经济学说史上，模式是对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不同经济发展类型的界定。^[2]尽管经济意义上的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才见诸理论界^[3]，但从宏观意义上来讲，自人类有组织的经济活动产生以来，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而自经济学诞生以来，每一个经济学派甚至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发展勾勒出自己的范式或模型。

西方经济学家曾把世界市场经济概括为以下两种模式，第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种模式既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竞争理论，也是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推崇者和实施者，主要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第二种是莱茵模式。这种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新自由主义”，前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这种模式的突出代表。但在实际应用上对模式的划分往往非常具体，既有罗斯托模式、布鲁斯模式等以经济学家命名的模式，又有东亚模式、苏联模式等以具体实践国家和地区命名的模式。

模式作为对经济发展的一种解释范式，按照布鲁斯的理解既意味着是国民经济或其中一部分增长或运行的最简单形式的思想结构，也是一种表示经济运行机制的图式。^[4]托达罗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少包括下列几个方面的初始条件：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人均收入和GDP水平；气候；人口规模、分布和增长；国际人口迁移造成的影响；国际贸易；科研开发能力；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稳定与弹性。^[5]这几个初始条件构成了经济模式的模型。

张敦福则认为，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在于：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人口、资金、技术的组合构成了一定的区域发展经济学模型；由于中间变量的作用，历史、文化、国家政策、区域间互动等各种共同因素形成特定的区域发展社会学模型。^[6]无论经济学家怎样定义和解释经济模式的内涵和外延，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亦即模式是一种个性化的经济运行方式，其中包含着不同他者的独特的经济发展态势和规则。

客观来讲，改革开放打破了“全国一盘棋”式的对经济发展的国家垄断和控制，为个性化的经济运行方式提供了施展空间和舞台。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简单地描述为：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社会整合由行政性整合向契约性整合转变，国家与组织的关系由总体生存形式向独立生存形式转变，原有的城乡各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