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是太行山深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20世纪60年代初，大寨生产大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下，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1964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而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一夜之间，大寨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一共有40多位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40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包括16位国家元首在内的134个国家和地区2万多名外宾先后到访，国内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先后共有960万人踏入这个小村子参观与学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对大寨经验进行了反思。1981年，在全国停止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农村联产承包经营制改革后，大寨村总结历史经验，实现体制和产业转型，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沉寂十余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大寨又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并不断受到关注。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小村庄会在短时间内受到如此关注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寨沉寂后又重新受到关注呢？本章将在关注大寨40多年沉浮发展的基础上，探寻反映大寨发展中所体现出的中国农村发展模式，即大寨模式。

第一节 大寨模式的过去：集体经济下的“精神模式”

1963年，一场罕见的大雨在下了七天七夜后给大寨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全村78户人家，户户遭灾，90%的房屋和97%的窑孔被冲毁；同时，1000多株果树，价值千元的农具也付之洪流；^[1]尤为严重的是，由当时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大家耗时十余年修造的梯田，包括庄稼和土壤全部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

在令人震惊的自然灾害面前，陈永贵在面对山西省委准备给予大寨的物资和资金资助时，又做出了一个让世人震惊的决定：“三不要、三不少”，即在大灾之年，不要国家的救济粮，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国家的救济物资；同时，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缴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在1963年下半年，陈永贵带领大寨人靠自己的手和脚以及最简单的劳动工具与天争斗，以不可想象的干劲在白天抢修梯田，抢种庄稼；晚上则修建窑洞，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到年底，大寨粮食总产量不但没减少，还比上年有所增长，总计达到42万斤，亩产745斤，其中上缴国家粮食24万斤，户均1500公斤，劳动日分值1元。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高度赞扬了大寨人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以及集体经济的巨大力量。同年5月，毛泽东指出，“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2]同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报告明确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不仅如此，报告还对大寨精神做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家提倡的”。自此，全国农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寨的发展及主要成就

大寨从太行山深处走出来并受到世人瞩目，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大寨人在解放初期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大自然，发展农业生产并取得不凡成绩有着很大关系。

（一）大寨的发展

位于太行山脉中一座叫虎头山的山岭之下的大寨，自然条件极差，土地属于石灰质的土石山区。解放初期，全村只有土地700多亩，80多户人家、360多口人。由于当时的土地零散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700多亩土地却有零零星星4700多块，宽不盈丈，长短参差；再加上水源奇缺，土层贫瘠，产量非常低，当时全村平均亩产粮食不足80斤，村民生活极为贫困。

自然环境的恶劣给大寨的农业生产带来极为严重的挑战。为了走出低水平的农业发展起点和贫困的现实，大寨人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1946年，刚刚获得解放的大寨村就成立了以贾进财为首的互助组，包括陈永贵在内的15户村民加入了这一组织。大寨村民的这种互助协作，为互助组模式提供了最早的尝试。1947年，在县区干部的帮助下，大寨村由一个互助组扩展为两个互助组，分别由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