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铺设了一条通往权力大门的新路。当昔日的瓦匠、鞋匠、学徒、车间工人、高考落榜青年，凭借惠及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走向象征人民主权的人民大会堂，我们相信新兴的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业已为中国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元素。这就是笔者试图论说的浙江的民主。回顾共和国60年的历史，浙江人冲破了阶级和贫穷的藩篱，过上了只有相对富裕方能享受的民主生活，集体无意识地催生了堪称“浙江的民主”的新现象。

本章期待通过对这个新现象的解释分析，探讨中国民主的未来。浙江是中国的一个缩影，也是未来中国的一面镜子。把浙江的情形放大很可能就是中国未来之路。浙江的难题也是中国的难题，浙江的经验也是中国的经验。

第一节 浙江的民主

勾勒“浙江的民主”这一独特现象的容颜，解释这一独特现象何以生成，是本节所要解决的问题。但，夸奖不是笔者的全部目的。除了浙江的民主的本身形象，笔者还想追访它的特性、意志、偏见和情绪，笔者想搞明白浙江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它如何和害怕它什么？浩浩荡荡的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中，浙江的民主，贡献了怎样的地方经验，又如何对接民主的普适价值？

回答这些追问之前，还是让我们回到中国地图上那个形似海螺的狭小土地，考察它的自然人文风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之处，竟使4600余万人的民主生活，成为民主化潮流中的独特景致。

一 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条件

俯瞰自然地理风貌，窥探民主发育的条件，并非笔者独创。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章，就把美利坚的山脉河川和美国的民主勾连在一起。

对这一方法的引用，绝非食古不化的生搬硬套。笔者坚信，浙江的民主源自哈耶克所谓的“扩展的秩序”，而这一秩序之所以生成的秘密，全在于“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地理条件。所谓“七山一水两分田”，用数字来解释，就是：70.4%的山地丘陵，23.2%的平原盆地，6.4%的河流和湖泊。

1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的浙江，在208.17万公顷的耕地上，滋养着4600余万的人口。^[1]人多地少的矛盾，可以上溯到清朝，早在咸丰九年，浙江的人口便有3040万。^[2]直到1978年，土地和浙江人的紧张关系依然没有丝毫改变。1978年，浙江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在经济最具活力的温州、台州，人均耕地面积更为稀少。温州人均耕地0.52亩，而永嘉的桥头镇，只有0.28亩。^[3]

这就是浙江人偶然成为“东方犹太人”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多地少的矛盾，圈定了浙江人必须走出浙江，在流动中寻觅活路的生命路线图。2005年春天仙逝的费孝通先生说过，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4]。当直接取资于土地的农业，不能让浙江人“黏在土地上”，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们只得哼唱着“你挑水来我浇园”，像邱继宝那样挑着补鞋的家伙，茫然地走向前路渺茫的东北。

用浙江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对比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我们就容易理解，计划经济的堡垒为什么能够在浙江民间被率先冲破。尽管自然地理条件的解释，并非唯一的原因。

不能从土地里刨出黄金和粮食，浙江人选择了外出。一开始是地少人多的环境使然，慢慢外出变成了习惯，习惯演进成传统，传统转变成文化。考察一下楼忠福同一时代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有几个人不是少小离家，外出谋事。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虽是女流之辈，也在那个时代，挑着货郎担，漂浮在中国的土地上，掘她的第一桶金。

有些浙江人在中国和别的国家官方贸易尚未展开的时候，就经由种种渠道，打开了他们的国门。不是所有去海外做生意的人，都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为了开拓海外贸易，不少人客死异国他乡。

问浙江人为什么愿意远走他乡，为什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还敢于偷偷摸摸地做生意？答案就在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如果我们将威尼斯人置身“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5]的沼泽的生存条件，比拟成浙江地稀人稠多台风的自然条件，就能明白温州人为什么在1970年代全国人民都在学大寨的时候，甘冒坐牢的风险，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金器和银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农业社会”的匮乏的自然条件，不只限于土地的稀少。铁、煤、油等等工业